理查德·罗蒂纪念日｜人类发现真理，还是制造真理？

理查德·罗蒂纪念日｜人类发现真理，还是制造真理？

本文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重要哲学论文，主要讨论了真理的本质问题。罗蒂提出了"真理是被制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的"这一核心观点，通过对比不同哲学派别对真理的看法，详细阐述了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

语言的偶然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以其对现代哲学概念的广泛批判而著称，认为现代哲学是一项旨在达到确定性和客观真理的准科学事业。代表作有《哲学与自然之镜》（1979 年）、《偶然、反讽与团结》（1989 年）。

哲学派别的分裂

真理是被制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到的一一这个观念在大约两百年以前开始缠住欧洲人的想像。法国大革命已经显示，社会关系的全部语汇，和社会制度的整个谱序，可以几乎在一夕之间被取代。有了这个先例，乌托邦政治乃变成知识分子间的常规，而不再是异议。乌托邦政治将上帝意志和人性的问题暂时搁置不谈，而去梦想创造一个前所未知的社会形式。

几乎在那同时，浪漫主义诗人也在告诉世人，当艺术不再被视为模仿，而是艺术家的自我创造时，其后果会是什么。诗人们要求艺术必须在文化中占有传统上宗教和哲学所占据的位置，以及启蒙运动为科学所要求的地位。浪漫主义者所立下的先例使他们的要求开始具有说服力，而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小说、诗、戏剧、绘画、雕像和建筑物在社会运动中实际上所扮演的角色，又赋予了这个要求更大的说服力。

《耶路撒冷：巨人阿尔比恩的流溢体 （Jerusalem: The Emanation of the Giant Albion）》, 威廉·布莱克, 1821, Courtesy the Yale Center for British Art

如今，这两股势力已经结合，并取得了文化霸权。对大部分当代知识分子而言，（相对于手段的）目的问题一一亦即如何赋予个人生命或社会的意义问题——乃是艺术或政治，或两者的问题，而不是宗教、哲学或科学的问题。此一发展已导致哲学内部的分裂。

某些哲学家仍然忠于启蒙运动，继续认同于科学的理想。他们认为科学与宗教、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古老斗争的战火未歇，只是理性目前斗争的对象已经转向另一股文化力量，这股文化力量相信“真理为制造的，而非发现的”。这些哲学家奉科学为人类活动的圭泉，且他们坚信，自然科学发现真理而非制造真理。他们认为，“制造真理”只是隐喻的说法，而且十分容易造成误导。对他们而言，在政治和艺术领域中，“真理”概念没有立足之地。反之，其他哲学家则了解到，自然科学所描述的世界不能传授道德上的教训，无法提供精神上的慰藉，因而他们归结出：科学只不过是科技的仆人。这些哲学家把自己划分在政治乌托邦主义者和创新艺术家这一边。

第一类哲学家把“扎实的科学事实”和“主观的”或“隐喻”对立起来，而第二类哲学家则认为，科学只是人类诸多活动之一，在科学中，人类所见到的并不是一个“扎实的”(hard)、非关人类的(nonhuman)实在。在第二类哲学家看来，大科学家创造出对世界的描述，以利于预测和控制事情的发生，正如诗人和政治思想家为其他目的创造出对世界的其他描述一样。但是，把这些描述中的任何一个，视为这世界的本然样貌之准确再现，则是无稽之谈。这些哲学家认为，这种再现的观念本身是毫无意义的。

哲学传统的谬误

如果自来只有第一类，亦即把自然科学家当作英雄的哲学家， 那么我们或许根本不会有“哲学”这门独立自主的学科，一门既不同于科学，亦不同于神学或艺术的学科。作为这样一门学科，哲学才不过两百年的历史，它的出现应归功于德国观念论者。德国观念论者试图将所有的科学各归其位，并把“人类制造真理，而非发现真理”的模糊观念加以澄清。康德试图把科学分派到第二等真理的领域，亦即关于现象世界的真理。而黑格尔则认为，作为精神的描述，自然科学所描述的精神其实尚未意识到自己的精神性，也因此，黑格尔把诗人和政治革命家所提供的真理提升为第一等真理。

康德与黑格尔

不过，德国观念论犹如罢花一现，是一个无法令人满意的妥协，因为康德和黑格尔在驳斥“真理存在那里”(truth is "out there.")的观念上，都功亏一簧。他们愿意把经验科学的世界视为一个被造的世界，把物质视为心灵所构造，或只是尚未完全意识到其自身之心灵性格的心灵。但他们都还坚持主张，心灵、精神、人类自我的深处，具有一内在的本性（或内在的自然），而且其内在本性可以被一种非经验的超科学一一叫作“哲学”一一所认识。这表示只有一半的真理一一即底层的、科学的那一半一一是被造的；而更高的真理，关于心灵的真理，即哲学的领土，仍然需要被发现，而非被创造。

观念论者所无法洞识的一件必要工作，就是反对事物一一心灵或物质，自我或世界一一具备一个有待被表现(be expressed) 或被再现 (be represented)的内在本性。因为观念论者将“事物不具内在本性”一事和“空间和时间是不实在的”、“人类造成 (cause) 时空世界的存在”等观念混淆在一起。

我们必须区分“世界存在那里”(the world is out there)和“真理存在那里”(truth is out there)这两种主张。“世界存在那里”、“世界不是我们所创造”，是说依一般常识，空间和时间中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人类心灵状态以外的原因所造成的结果。“真理不存在那里”，只是说如果没有语句，就没有真理；语句是人类语言的元素；而人类语言是人类所创造的东西。

真理不能存在那里，不能独立于人类心灵而存在，因为语句不能独立于人类心灵而存在，不能存在那里。世界存在那里，但对世界的描述则否。只有对世界的描述才可能有真或假，世界独自来看一一不助以人类的描述活动一一不可能有真或假。

真理，和世界一样，存在那里一一这个主意是一个旧时代的遗物。在那旧时代中，世界被视为一存在物所创造的东西，而该存在物有一套他自己的语言。一旦我们不再企图解释这种"非人的语言"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不致把“世界可以使(cause)我们有理由相信一语句为真”这平常见解，去和“世界自动自发地将自己分裂为许多具有语句形式的碎块，叫作事实” 这种主张，混淆在一起。但如果一个人牢牢抓住“自我持存的事实”(self-subsistent facts)这概念不放，很容易就会把“真理”一语扩大，并把它和上帝，或作为上帝之设计的世界，等同起来。于是他就会说，譬如，“真理”是伟大的，且将战胜一切。

真理：语言的造物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局限在个别的语句，将其与语汇对立起来，那么上述的混同就更容易产生。因为我们常常让世界决定不同语句之间的胜负，如“红队获胜”和“黑队获胜”，或“是仆役长干的”和“是医师干的”。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确实容易把“世界包含使我们有理由持一信念的原因”这事实，去和“世界本身是真理的一个例子”或“有一个这样的状态，使一个信念和它符应(correspond)而成为真”，这主张混为一谈。

但如果我们从个别的语句转向语汇的整体，这就不那么容易发生。当我们考虑不同的语言游戏一一譬如比较古代雅典政治的语汇和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的语汇，比较圣保罗的道德语汇和弗洛伊德的道德语汇，比较牛顿的术语和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比较诗人布莱克的惯用语和诗人德莱登的惯用语，我们就比较不会认为世界使它们之间的一个优于另一个，或认为世界在它们之间作了一个选择。

当“世界的描述”这概念，在语言游戏内由“判准支配的语句(criterion-governed sentences)层次”转到“语言游戏整体的层次”(在此层次，我们无法参考判准来选择哪一个语言游戏), “世界决定哪一个描述是真的”这概念就不可能再有任何清楚的意义了。我们就比较不会再认为该语汇无论如何已经存在世界那里，只等待我们去把它发现出来。思想史家（如托马斯·库恩和昆廷·斯金纳）将注意力集中在语句所由构成的语汇上，而不在个别的语句上，从而使我们了解到，尽管牛顿的语汇比亚里士多德的语汇更容易让我们预测这个世界，这事实也不表示世界说的是牛顿的语言。

《牛顿 （Newton）》, 威廉·布莱克, 1795, Tate Gallery, London

世界不说话，只有我们说话。惟有当我们用一个程式语言设计自己之后，世界才能引发或促使(cause)我们持有信念。但世界无法为我们应该说什么语言提出建议，只有其他人类才能作此建议。不过，虽然世界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玩哪一种语言，可是这不表示决定玩哪一种语言游戏乃是随意的，也不表示语言游戏的选择乃是我们内在深处某个东西的表现。

这个结论并非意谓选择语汇的客观判准必须由主观的判准加以取代，理性由意志或感觉加以取代；而是意谓着在一个语言游戏到另一个语言游戏的转换中，判准和选择(包括“随意的”选择)等概念就失去意义了。欧洲未尝决定接受浪漫主义诗歌的习惯语，或社会主义政治的习惯语，或伽利略机械论的习惯语。那种转变既非意志的行动，亦非论证的结果。事实上是：欧洲逐渐丧失使用若干字词的习惯，并逐渐习惯于使用其他字词。

诚如库恩在《哥白尼革命》(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一书中所论，我们并非站在望远镜的观察或其他东西的基础上，才相信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或相信宏观的行为可以用微结构的运动为基础来加以解释，或认为预测和控制应该是科学理论的主要目标。其实正好相反。经过了一百年毫无定论的混乱状态，欧洲人才发现，他们的说话方式已经把这些盘根错节的命题视为理所当然。这种巨型的文化变迁并不是运用判准(或“随意决定”)所得到的结果，正如同一个人变成有神论或无神论，或从一个配偶或交游圈转到另一个配偶或交游圈，亦非运用判准或任意行动的结果。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不应该向我们内在，也不应该向外在世界，寻找决定的判准。

《天文学家哥白尼（The Astronomer Copernicus）》又名《与上帝的对话（Conversations with God）》, Jan Matejko, 1873,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Kraków

寻找判准的引诱属于另一个更广泛的诱惑，即认为世界或人类的自我具有一内在本性，或本质。换言之，此更广泛的诱惑使我们企图在我们习惯上用来描述世界或我们自己的许多语言中，挑选其中一个并赋予其优先权，结果就是寻找判准(来决定挑选哪一个)。只要我们认为，各种整体语汇可能拥有或缺乏某种叫作“符合这世界”或“表现自我的真实本性”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会承续传统哲学追求一个判准，来告诉我们哪些语汇具有我们想要的这种特色。

但是，如果我们同意，实在界(reality)的大部分根本无关乎我们对它的描述，人类的自我是由语汇的使用所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被由语汇适切或不适切地表现出来，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相信浪漫主义“真理是被造而不是被发现的”观念是正确的。这个主张的真实性，就在于语言是被创造的而非被发现到的，而真理乃是语言元目或语句的一个性质。

凡像我一样，对于这种建议抱持同情的哲学家一一宁可把自己附丽于诗人，而非物理学家一一都必须面对的一个困难，就是如何避免造成一个印象，让人以为它建议把握到某种正确的东西，以为我这种哲学符应于事物实在的状况。因为只要提到符应，我这种哲学企图摆脱的那个观念便死灰复燃，那观念就是：世界或自我有一个内在的本性。从我们的观点来看，用“符合世界”或“表现人性”来解释科学的成功或政治自由主义的可欲性，就像用鸦片的催眠力量来解释为什么鸦片会使你昏昏欲睡。

说弗洛伊德的语汇捕捉到人性的真理，或牛顿的语汇捕捉到天空的真理，其实并未解释任何东西，而只是一个空洞的恭维——传统上当人们发现一个作家创新的术语有用时，便赠予这样的恭维。没有内在本性这种东西，并不是说实在的内在本性已经令人讶异地变成外在的；而是说"内在本性"一词使用起来不划算，所造成的弊多于利。我们应该丢掉真理存在那里等待被发现的观念，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发现：那里并没有真理 (out there, there is no truth)；而是说为了适合我们的目的，最好不要再把真理视为一种深奥的事情，一个哲学的课题，或把"真实的"视为值得再"分析"的语词。“真理的本性”是一个得不偿失的(unprofitable)话题，在这方面它就类似于“人的本性”和“上帝的本性”，而不同于“阳电子的本性”和“伊底帕斯滞留的本性”(oedipal fixation)。但同样地，此所谓相对的有益，也只是劝说：对于这些话题，事实上我们所说甚少，所以不如保持缄默！

新真理观：实用的哲学

从我提出的哲学观点来看，哲学家不应该被要求用论证来驳倒(例如)真理的符应理论或“实在的内在本性”概念。使用论证来反对一个习惯的、由来已久的语汇的使用，其困难在于：习惯上通常都会期望利用该语汇来陈述这些论证。一般都希望这些论证证明该语汇的核心要素是“本身就是不一致的”或是“自我解构的”；然而，寻找这类"证明"犹如缘木求鱼。凡试图显示我们对一惯用语词的习惯用法是不一贯的、或空洞的、或模糊不清的、或"只是隐喻式的"，任何论证都势将终无定论，而且必然陷于循环论证。因为这类习惯用法毕竟是一贯的、有意义的、本义的说话方式之典范。而这类的论证则总是预设或蕴涵另外还有一个更好的语汇。

反之，有趣的哲学鲜少以一个论题正反面意见的检讨为足，而通常是一个根深概固但已麻烦丛生的语汇，和一个半生不熟但隐约透露伟大前景的新语汇之间，或隐或显的竞赛。

后面这种哲学“方法”，其实与乌托邦政治学或革命科学(相对于议会政治学或常态科学)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此方法就是使用新的方式将许许多多的事物加以重新描述，直到你创造出的语言行为模式足以引诱新兴一代去采用，从而促使他们寻找适合的新的非语言行为形式，例如采用新的科学设备或新的社会制度。

理查德·罗蒂

这种哲学并不一件一件地做、或一个概念接着一个概念分析、或一个论题接着一个论题检查，相反地，其做法是全体论式的和实用主义式的。譬如，它会说，“试一试用这种方式来看它”一一或更明确地：“不要理会显然已经无效的传统问题，换一换下面新的且可能有趣的问题试试看。”这种哲学不假装拥有更好的点子，去做和我们用旧方式说话时所做的同样的旧事情。相反地，它建议我们停止做那些事情，而去做些别的事情。不过，它不会站在旧的和新的语言游戏所共通的前提判准的基础上，用论证来证明这个建议。因为，正由于这新的语言是新的，这种判准并不会存在。

为了遵守我自己的戒条，我将不提出论证来反驳我想取代的语汇。相反地，我将试着说明我所赞同的语汇如何可以用来描述一些课题，使其看起来更具吸引力。我由语言哲学人手，因为我想就我下面这个主张的一些后果衍申一番。此主张即：只有语句才有真假可言，人类利用他们所制造的语言来构成语句，从而制造了真理。

本文出处：《偶然、反讽与团结》，理查德·罗蒂 著，商务印书馆，2003年

文章采编：韩潇

排版：初尧

审核：王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