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王朝的盛世：繁荣之下的暗流涌动
封建王朝的盛世：繁荣之下的暗流涌动
封建王朝的盛世往往伴随着繁荣与暗流涌动。在清朝康乾盛世时期，反贪腐成为每一代皇帝都需要面对的现实。从崇尚宽仁的康熙，到铁腕改革的雍正，再到与和珅上演贪腐游戏的乾隆，三位皇帝在反腐方面的策略和效果各有不同。本文节选自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杨方先生的著作《盛世：西汉、康乾》，以这段历史为主线，全景描绘了社会上升时期所特有的帝王英武、人才迭出、生产富足、开疆拓土的盛大气象以及潜在的种种危机。
康熙皇帝画像
崇尚宽仁的康熙帝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即将赴任的江西巡抚王骘、广东巡抚朱弘祚陛辞，王骘说到他在四川时从来不取民间的一粒米、一束草，只带一二家童，路费也是自掏腰包，从不取公费；康熙皇帝却认为“身为大臣，寻常日用岂能一无所费？若必分毫取给于家，势亦有所不能。但操守廉洁，念念从爱百姓起见，便为良吏”。王骘回答他要严禁属吏科派、词讼、贿赂等弊端，康熙皇帝又认为“为大吏者亦须安静，安静则为地方之福。凡贪污属吏，先当训诫之； 若始终不悛，再行参劾可也”。
这段对话很有意味，要知道此时康熙年方34 岁，正当盛年，已经形成了崇尚“安静”“宽仁”的政治哲学，同时他洞察世情人心，并不要求官员真的能成为一介不取的清官，认为这不切实际，甚至对贪污官员要在先警告无效后，方才依法处理。21 年后，在与陛辞的河南巡抚鹿祐对话中，康熙皇帝更加坦率地谈到了他的清廉标准：“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 此“取”当然是取之于公款，否则正式薪水很低的官员无法养活自己、家人与下属。当时交税以白银计，要将民众交上来的杂碎银子铸成标准银锭，有一定的损耗，称为“火耗”，又称“耗羡”，由纳税者承担，各地有不同的比例。因为不能增加正式赋税，“火耗” 就成为地方政府加派的税种，并成为地方官的收入来源。
康熙皇帝深悉世事人心，善解人意，对人宽厚，本性又喜欢抓大放小，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清静无为原则；他个性外向豪放，酷爱塞外大漠顶风冒雪、纵马驰骋的战争、打猎生活，相对而言，对于琐碎的行政事务他既不喜欢也不精通。另外，清朝官员薪水很低也是客观原因，因此官员贪污只要不太过分，他倾向于大而化之，只要有能力，能做事，就可以容忍。他曾一度想通过树立几个清官的典型号召全国官员学习，但逐渐发现这些清官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君子，或表面清廉内里贪腐，或好名过于好利，却无实际的行政能力，反而影响更坏，这让他对官员的清廉不再抱有希望。在所有权明确的传统帝制时代，皇帝的反贪决心不必怀疑，之所以做不到，一定是能力和技术问题，而不是根本的态度问题。
铁腕改革的雍正帝
清朝入关后的顺治皇帝与康熙皇帝均是幼年继位，自小生长于深宫，并无丰富的生活阅历，尤其对官场的各种潜规则并不谙熟。雍正皇帝则不然，雍正皇帝是个“社会人”。长期生活在宫廷外，且亲身参与过多项实际政务，雍正皇帝比他的父亲更了解官场的种种弊端。与他父亲一味崇尚宽仁不同， 雍正皇帝信奉宽严相济，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他认为“为政之道， 不外宽猛两端。……宜宽而宽，宽而不失于慢；宜猛而猛，猛而不失于残。宽猛咸得其宜，乃为相济之道。未有遇事之先，横宽猛之念于胸中之理也”。
雍正皇帝画像
对官员贪污、亏空一事非常了解，也极为痛恨的雍正皇帝，即位刚满一个月就下达命令，限期“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遮饰，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贷”。半个多月后的雍正元年（1723 年）元旦，他一天内颁发11 道上谕给督抚以下的各级地方官，再一次强调要严查、杜绝亏空。
仅靠清查亏空并不能解决地方财政不足的问题。雍正皇帝充分认识到滥征火耗是地方官贪污腐败的重要手段，他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耗羡归公。雍正皇帝犀利地指出，正因为耗羡并非国家规定的正式赋税，缺乏法定的征收标准，但地方财政又不得不依靠耗羡，因此州县地方官才以征派耗羡为借口趁机中饱私囊，并馈送上司，以结成贪腐利益共同体。
雍正皇帝推行耗羡归公，耗羡的重要用途之一就是发给各级官员作为养廉银。一部分耗羡充当地方的办公费用，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地方官依靠违规、贪腐维持行政的局面。雍正皇帝乾纲独断，敢于直面现实，勇于承担加派赋税的恶名，为遏制官场腐败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制度基础，否则法不责众，问题将无法解决。几乎所有的官员集体腐败，一定是制度性的原因，因此没有制度性的变革，清除腐败的根源，整顿吏治、反腐倡廉只能流于空谈。
各级官员的收入都有很大同幅度的提高后，雍正皇帝顺理成章地开展了吏治整顿与反腐败。雍正皇帝下令：“倘有再私受规礼者，将该员置之重典，其该管之督抚，亦从重治罪。”中央部门也好不到哪里去，地方向户部交纳钱粮，每1 000两白银要交部费32两，于雍正八年被下令减半。经过雍正皇帝的大力整肃及耗羡归公，户部存银由雍正元年的2 300多万两增加到雍正八年的6 200多万两，国家财力有了显著的增加。
《雍正祭先农坛图》
乾隆帝与和珅上演贪腐游戏
乾隆皇帝处理贪污官员不可谓不严厉，整个清朝因贪污被处死的二品以上高级官员共41 人，而被乾隆皇帝处死的就高达27 人， 占了三分之二。在乾隆皇帝的意识里，天下属于他一人，他是国家的唯一所有者，绝不会容忍臣下的贪腐行为，因此皇帝反贪腐是真心诚意的。由于乾隆皇帝拥有的绝对权威，他关注的反腐案件最终一定会高效破案。但是以天下之大，官员之多，手段之高明，再英明、再能干的君主也无法烛照一切，必然会存在灯下的阴影—甘肃贪污案的主审官，乾隆皇帝最宠信的和珅，恰恰就是古今中外最大的贪污犯，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中年以后的乾隆皇帝志得意满，不仅四处兴兵征伐， 生活起居也逐渐由俭入奢，大兴土木，营建宫殿、园林，四处巡游的费用更是十倍于康熙皇帝；晚年的乾隆皇帝更是借着自己与太后万寿的机会，极尽奢华之能事，但又必须遵守祖制永不加赋，所以明令群臣进贡奇珍异宝。和珅出众的敛财能力正好可以充分发挥，而这恰恰是一般大臣不耻为、不能为的。有了共同的利益，乾隆皇帝与和珅成了事业上的亲密伙伴，乾隆皇帝需要和珅做一些不太光彩的敛财事务，而和珅则打着乾隆皇帝的旗号趁机中饱私囊。
《乾隆南巡图》（节选）
和珅极为贪财，利用第一宠臣的身份与大学士、军机大臣以及兼管众多事务的地位公开索贿、卖官，又利用内务府总管大臣的身份截留天下进献给皇帝的贡品，因此他成为乾隆朝也是整个清朝的第一大贪官，并且形成了以他为首，自上而下、有组织、有系统的贪腐食物链，层层贪腐、索贿行贿，败坏了整个官僚体系。
和珅在乾隆皇帝亲自导演的这场游戏中扮演了主角。在这场游戏中，贪官实际上成了皇帝的投资公司，和珅是大大小小投资公司集团的总裁，乾隆皇帝捞钱的“白手套”。在当时，贪腐的钱财没有现代各种巧妙的技术手段隐匿，更无法转移国外，因此无处可逃，只是一群待宰的肥羊。章学诚评论：“自乾隆四十五年以后，迄于嘉庆三年而往，和珅用事凡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婪脏渎货，始如蚕食，渐至鲸吞。”《清史稿》认为：“和珅继用事，值高宗倦勤，怙宠贪恣，卒以是败”，乾隆皇帝则因“耄期倦勤，蔽于权倖，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与薛福成一样，章学诚与《清史稿》在评价这段历史时也将乾隆晚年的吏治败坏归于和珅，最多认为乾隆皇帝因年老被和珅蒙骗，均仅及表面，未触及实质，没能指出乾隆皇帝晚年的荒政、敛财、自以为是地操弄权术才是贪腐的根本原因，这是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导致的。
以乾隆皇帝的英察，他怎会不知在他眼皮底下和珅的所作所为？只是和珅的贪腐烈度之强，危害之大远远超过他的想象，他一向自以为是、志得意满，以为一切都在他的洞察、掌控之下，因此他对和珅始终宠信不衰。乾隆朝诛杀的贪官不可谓不多、手段不可谓不烈，这些贪官只是太过于肆无忌惮、超过皇帝的容忍底线才被清除，而实际上当时已经几乎是无官不贪，乾隆皇帝为了政局的稳定以及敛财的目的特意加以包容。当然，以当时的技术手段，皇帝一个人的精力、能力毕竟有限，即使如乾隆皇帝早期那样对贪腐深恶痛绝，没有普遍的、低成本的舆论、民众监督制度，仅仅依靠少数人，想要彻底清除贪腐也是不可能的。
本文原文来自《盛世：西汉、康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