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红书上的“微型纪录片”参展电影节，UGC短视频会走向何方？
小红书上的“微型纪录片”参展电影节，UGC短视频会走向何方？
10月25日，第七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West Lake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联合小红书推出“于我之上”特别展映单元。经大会官方评审，十部由小红书普通用户制作的非虚构短片进入最终展映名单。这是UGC内容社区首次以展映单元的形式参展纪录片电影节，得以窥见一种新影像风格的出现。十部参展短片无一例外把镜头对准自己，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记录下对家庭、成长、衰老、理想、信仰等话题的感悟。普通人的“自拍”短片登上电影节银幕，也引发了人们对短视频未来走向的新看法。
映后谈精彩对话
潘志琪： 我是这一场的主持潘志琪，也是一位纪录片作者。我们今天的展映主题叫“于我之上”，从“我”开始创作。章梦奇导演的作品《自画像》系列也是以自己家乡的村庄为原点，从“我”开始的。你有么有在这些创作者身上有看到一些你当年的影子？
章梦奇： 我觉得他们都比我强。从我开始创作纪录片，或者说用非虚构的方式、通过影像来进行自我书写的时候起，我就一直在拍我自己，拍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外婆。我从自己的家庭出发，去探寻我到底是谁。一开始大概与今天在场的很多创作者同龄，大约21、22岁，刚刚大学毕业，面对着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社会状况。为了弄清楚自己是谁，我开始不断地追问，这个问题也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了对家庭的探索中。而我的母亲和我的外婆，她们所经历的不同时代，为我指引了一条道路，让我能够回望过去，在她们的经验中寻找今天的我，作为80后出生并成长的一代，我思考着如何在这个时代中塑造并实现自我。
我今天看到的好几部影片，其实都是在探讨“寻找自我”这一主题，或者像刚刚有一位作者所说的，他的所有创作都是从问题出发的。这些影片中对于自我梦想和选择的追问与反思，对我来说都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潘志琪： 我在这里也看到了一些和以往纪录片选题上的共性。比如，都选择了关于家庭、关于成长，甚至关于内心世界的主题。周浩导演你怎么看？
周浩： 我对纪录片的理解是，无论以UGC还是其他形式呈现，纪录片都是一种媒介，是人与人之间交流、互通信息的一座桥梁。我们通过纪录片来深入了解别人的生活，进而更广泛地认知这个世界。从根本上说，人类是需要故事的，而我们都是讲述故事的人。然而，故事与真实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是对等或镜像的。
在观看了你们的片子后，我甚至产生了一种感觉：为什么你们的视频发布能吸引百万阅读量呢？难道是因为我讲的故事不够出色，所以我的流量没有你们大？我不禁思考，是否我们的讲故事方式已经过时，我们该采用何种方法来讲述故事？这确实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我当然不愿意轻易地承认他们比我好很多，我并不甘心。但我也会反思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讲述故事的最佳方法？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最近，我在拍摄一些“网红”创作者，其中有一位大KOL曾在平遥电影节上提问贾樟柯：明明可以在5分钟、10分钟内说清楚一个问题，为什么观众要花费90分钟，甚至120分钟去看你的电影？虽然贾樟柯导演的回答似乎并没有让他特别信服。但我注意到这位创作者最近也开始拍摄电影了。
那么，到底哪一种表现方法更好呢？或者，站在不同的角度，你会有不同的解读。因此，我认为这也许是Vlog和电影可以共存的年代。
潘志琪： 短视频的创作者在创作导向、个人模式或主题把握上，是否会有一些不同之处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陆晔老师。
陆晔： 其实我既不在从事严格意义上的纪录片创作，也不是专门的纪录片研究者。我想，我能坐在这里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一直在复旦大学的广播电视系教授与纪录片和影像相关的课程，这是我的工作。而我个人的研究，涉及了一些与短视频相关的内容。如果要我评价这些纪录片的创作方式或风格，我其实无法给出一个本质化的结论。但我想说的是，首先，并不存在一个统一本质的传统纪录片概念，传统纪录片本就种类繁多，拥有不同的美学风格和流派。撇开这些不谈，至少对于这次展出的这十部片子，我反复看过，有以下几点感受。
第一个感受就是，它真的捕捉到了什么年代、什么人做什么样的事这一精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和问题。这些片子特别具有当今社交媒体的审美风格。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些学者会认为，当今互联网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基于自我表达。
视觉学者米尔佐夫在他的著作《如何观看世界》中，就举了一个例子：70年代，全世界人民最喜欢的照片是宇航员在空间站拍摄的地球——那个被称为“蓝色弹珠”的影像。除了宇航员本人，全地球的人都在上面，那是一个上帝视角，也是我们在很多影像创作中试图秉持的全知视角。但如今，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米尔佐夫提到，近两年，有一个日本宇航员在空间站飞过地球时，发了一张自拍。由于玻璃的反光，你看不见地球在哪里，但他还是开心地告诉大家，地球就在外面，他正在路过它。全世界的人，包括宇航员自己，都在这个自拍中。这是两张照片的区别。
米尔佐夫认为，自拍最能代表当今时代的文化，每个人都在镜头前表达自己。
回想起我在传媒大学上学时，我的老师告诉我们，电视是一个重装备的行业，电视纪录片也是如此。但如今，装备变得轻巧，每个人都可以使用。这种从“我”的视角出发的文化转变，使得今天的创作者有可能像过去的故事讲述者一样。
我特别赞同周浩老师说的，我们都是讲故事的人。人类天生就有分享故事的欲望。过去，我们通过口头表达，比如奶奶给孩子讲故事；后来，我们写下来；再后来，有了影像设备，我们用胶片、磁带记录下来。而现在，每个人都有了讲故事的手段，它不再需要重装备，也不再需要高的文化素养才能完成，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这种文化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在课堂上，我们经常会给学生引用贝拉·巴拉兹的电影美学理论，他提到电影创造了一种文化，即视觉文化，这种文化是由观众共同构成的，观众已经习惯了银幕上的蒙太奇表达。那么，我就在想，在当今的互联网短视频表达中，是否有可能创造一种推进或扭转过往视觉文化观念的元素呢？
这里并不是在评判其好坏高下，而是说这种文化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了改变。就像那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但很多学者不太喜欢的电影《瞬息全宇宙》。我看过该片编剧和导演的一个访谈，他们认为这部电影最重要的特质是其整体的审美风格都符合视觉分享平台的风格，如滤镜化的、Instagram的美学风格。同理，在看完这十部片子后，我的共同感受是整体审美风格发生了变化。
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比较沉重的题材，其表达方式也比较轻巧。这与《瞬息全宇宙》也有些类似，即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很多“分身”。让我感慨的是，我曾接触过许多与我同龄的纪录片导演，他们在选择并投入创作一个选题时，总是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精力。然而，如今我在这些影片中观察到，每位创作者在进入和结束一个选题时都显得颇为轻松自如。你会感受到，他们在生活中仿佛拥有无数个“分身”。
无论是讲述外婆与狗的故事、小卖部的日常，还是探讨自己为何不再做导演的心路历程，这些都只是他们在互联网空间与现实生活中所展现的众多人格特质和“分身”中的一角，一个个生动的碎片。这些碎片在互联网与线下的各个场合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一个立体而完整的个体形象，而我已明显感受到，相较于以往，这种表达方式少了许多沉重感。因此，这既是一种审美风格的转变，也是视觉文化领域的变革。
潘志琪： 陆晔老师的分享非常精彩，她精准地捕捉到了当前纪录片创作中的一些关键现象，以及全民创作的新趋势。这个话题让我想起了2005年张献民老师所著的《一个人的影像》，那本书可以说是DV时代的代表作。在那个时代，小型DV纪录片已经崭露头角，从制片厂和电视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个体创作成为可能。比如吴文光的《流浪北京》，就展现了个人化创作的潜力。
二、三十年后，我们的媒介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创作方式和观众群体都产生了新的可能性。周浩导演，我知道你也在网上开设了自己的账号，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初衷或目的呢？
周浩： 对我而言，这就像一个窗口，虽然不是唯一的窗口，但我会在那里与很多观众相遇，让他们了解我们在做什么。因此，我不仅会上传自己的作品，也会把我非常喜欢的年轻人的作品上传。纪录片往往缺乏展示的平台，但我们总要创造与他人见面的可能性。
潘志琪： 你对年轻人的作品怎么看？比如今天的这十部短片，你有哪些真切感受？
周浩： 我认为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十条短片的视频形式，或许可以看作是小红书的1.0版本，Vlog的1.0版本。我相信，当大多数创作者做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可能不会再满足于这种方法。因为我接触过不少KOL，他们在制作短视频时其实很苦恼。因为他们总是处于一种重复的状态，觉得突破自己非常困难，需要寻找新的可能性。所以我大胆猜想，或许再过一年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大家会找到更多新的方法、新的乐趣，会去思考该如何面对这个世界，该如何把我与世界打交道的方法，与我的同好进行分享。
潘志琪： 你好像也开始在做短片，是吗？
周浩： 对，我在制作短片。开玩笑地说，现在我每年会评审很多影片，也包括奥斯卡的影片，长片非常出色，但短片类别总是让我看着感到头疼。全球范围内，高质量的短片非常罕见，特别是短纪录片。我不确实这是因为短片对创作者要求更高，还是因为它相对偏门，不被重视。因此，我开始尝试制作一些短纪录片。
潘志琪： 梦奇，据你观察，人们对视频这种形态的接受度发生了哪些变化？
章梦奇： 我有一些有趣的经验。我在我的村子里拍摄了很多年，最开始，大家看到我拿着摄像机，但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都说“你在拍照吗”。我告诉他们，我不是在拍照，而是在拍摄一种动态的视频。又过了很多年，大家对视频有了更多的了解，就问我是不是在直播。我解释说，我没有在直播，我的作品需要经过剪辑，重新编辑，来讲我要讲的故事。
最近整个村子里的人几乎都有了手机，大家真的开始看短视频。然后他们就问我是不是在做短视频的工作，我说没有，我做的是长视频。我就觉得这很有意思。在视频和媒介发展的短短几年中，普通人使用媒介的方式、观看的频道以及接触到的文化传播方式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我这个小小的村子里，村民们除了电视之外，在短短的十年之内就拥有了手机，可以看到更远的地方，好像突破了更多的界限。
我有时候也挺困惑，就像周浩老师说的，我拍的影片越来越长，镜头也越来越长。当然，我非常享受在拍摄和创作过程中的自我沉浸和满足，但我的影片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平台去放映。今天，我其实很羡慕这些创作者，他们有小红书这么好的平台，同时还有电影节这样的平台，能够拥有这么多的观众。同时，你们在这个平台上能够直接与这么多人互动，这与我们在传统的电影院里，一个屏幕前沉浸地感受一个长时间影片的交流体验是很不一样的。不仅影片的节奏快，沟通也非常及时。
我今天进来的时候，看到两面墙上都用心地写着很多观众的反馈。这些反馈都是从小红书的评论区里摘录的，而且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而我拍一部纪录片，可能花费十年时间，观众数量甚至不及@阿游阿爽呀 他们一个视频的观众多。
反过来，我回想起自己大概在拍完第一部作品之后，观看了周浩老师的《差馆》。当时我对纪录片的概念还很模糊，但是这部影片让我想到了很多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我刚刚从一个小地方来到北京这个大城市，刚走出火车站时，所有突如其来的冲击都在这部影片中得到了体现。那种冲击感伴随了我很长时间，它非常缓慢，也非常持久，一直贯穿着我在北京的所有生活时光。
我今天看这些短片的时候也有很多小共鸣，就像短片里的阿嫲的“符水”。我也期待这种共鸣能更持久，这种对潮汕文化嬉戏式的分享可以有更深的发展。
潘志琪： 陆晔老师，您觉得将这些作品与我们这一代人以前创作的90分钟以上的长片进行对比，在创作和传播上有什么区别？
陆晔： 这种对比非常复杂。首先，我深有感触的是，纪录片是一个小众领域，它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在出现了许多个人化的创作后，纪录片的传播渠道仍然有限，纪录片进入电影院线也始终是个难题，即使成功上映，排片也不理想，观众数量也非常有限。
我前些天自己买票去看了《里斯本丸沉默》，可能连我在内只有三个观众。《摇摇晃晃的人间》在电影院上映时，观众数量也不多。所以，纪录片如何抵达观众，在有了互联网流媒体平台之前，一直是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对于观众来说，要想看到一部纪录片，并与纪录片作者产生真正的交流，可能只有在一些小型放映会、书店或美术馆等场所才有可能。
纪录片从未真正进入大众的视野。但现在，无论是社交媒体、小红书还是其他平台，这类短片能够有观众，我觉得是你们这代创作者的幸运。也许有一天，在你们不满足于短视频创作时，有可能会像周老师说的，进入长纪录片的创作，甚至电影的创作领域。但也有可能只是把它当作一件有兴趣的事情，这也很好。
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也非常期待在当今的互联网短视频表达中，能出现一种真正推进或扭转过往视觉文化观念的表达。它不只是摄影机变得轻巧了，也不只是创作者拍摄的故事以及影像和文字表述的风格比较个人化、轻巧诙谐、不那么沉重，并且持续地在自己的频道、自己的账号上表达。这都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典型的数字时代产物。
比如，在座也许有人了解过“法证建筑”——伦敦大学金匠学院的一个工作室。这个工作室汇聚了建筑师、纪录片导演、调查记者、程序员、律师以及法律工作者等各种各样的人才。他们会对全球范围内一些尚未有定论的案件进行重新调查，并运用大量新的技术手段，包括但不限于痕迹分析，以及广泛利用摄像头记录下的视频。当然，他们也采用传统的采访和现场拍摄方式，但同时还运用数据挖掘、流体动力学模拟以及3D建模等技术。纪录片的部分也穿插在这些项目中，但这是一个交互式的项目。
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影像的表达方式非常多样。
潘志琪： 让我们共同期待创作者的更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