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的“买办”是什么人？为何人们喜欢把买办叫做卖国贼？
晚清时期的“买办”是什么人？为何人们喜欢把买办叫做卖国贼？
买办，这个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饱受争议的特殊阶层，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何被冠以“汉奸”、“卖国贼”的称号？本文将带你深入了解买办阶层的起源、发展及其复杂性。
在一堂中国近代史公开课上，老师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买办是什么？”话音未落，便有几个男同学扯着嗓子喊，“是汉奸”、“是卖国贼”。诚然，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买办的形象往往是负面的。作为第一批接近并依靠外国政治、经济力量的人群，他们似乎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脱不了干系。
影视剧作品中呈现的买办形象
然而，如果单纯将买办归类为汉奸，真的合适吗？像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历史人物，如今也被重新评价，看到了他们的另一面。同样，买办阶层也值得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重新审视。
“祸国殃民”，初始买办印象
在近代中国，买办阶层常常被贴上“汉奸”的标签，不仅老百姓对他们深恶痛绝，认为他们是西方商人的“狗腿子”，就连一部分社会上层人士也对他们避之不及，生怕与之交往会影响自己的声誉。买办被视为中国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因为他们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大地主阶级紧密相连。
然而，如果我们将买办简单地归为汉奸，这种观点是否过于片面？就像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历史人物一样，他们既有功绩也有过失，买办阶层同样具有其复杂性。
“历史悠久”，买办的成长之路
要了解买办，我们首先要追溯其起源。虽然我们熟悉的“小人”形象的买办主要出现在鸦片战争前后，但买办的出现实际上要早得多。在《明史》中就有记载：“光禄寺委用小人买办，假公济私，民利尽为所夺。”这表明，为官府采买物品的人群可以被称为买办。
在《红楼梦》中，我们也能看到买办的身影。在“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一回中，园中姑娘们所用的头油、桂花钱，就是由外头买办每月总领了二两银钱去添置购买的。
而为我们熟知的，为西方商人服务的买办，则是在新航路开辟之后应运而生的。16世纪初，葡萄牙商人通过贿赂诱骗的手段，强行霸占了澳门，独揽中国沿海的经济贸易。由于葡萄牙商人使用的是殖民侵略的不正当手段，当时国人都以和葡萄牙商人做生意为耻，激起民怨的葡萄牙商人，失去了与当时较有地位的中国商人交往的机会，那日常起居、吃穿用度自然十分的不便，所以他们“雇华人为之居间，以洋货携赴内地，易粮食而回。”这便是专为西方商人服务的买办的雏形，但最初时期的买办行为举动仍有一定的限制，在为西方商人提供服务时，是受到清政府的严格管控的。
葡萄牙登陆澳门模拟图
19世纪是买办与洋行成为利益共同体的成熟与发展时期。《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人获得了大量特殊的经济权利，但在打开中国市场、开拓自由贸易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障碍。语言不通、地理环境陌生、货币体系复杂等问题，使得直接与中国人做生意的风险很大。因此，中国买办的需求量日益增加。
在这一时期，买办与洋行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洋行不仅公开支持、鼓励买办经营自己的生意，有时还以“联营”的形式在资本上支持买办，如天津的宝森永号、琼记洋行等。因为买办富，洋行也会跟着一起富起来，所以买办在获取佣金和特殊权利的同时，洋行也逐步在中国的资本市场里落地生根了。
“有功有过”，买办的复杂历程
买办所做的那些“卑鄙之事”，多半发生在买办与洋行相互利用、相互支持的这段时期中。例如，在道光元年清廷下令禁止鸦片后，五怡和行商家族偷偷将鸦片交易地点从广州内河转移到伶仃洋和香港地区。在林则徐严禁鸦片的关键时期，行商还偷偷接济外国鸦片贩子，送去粮食、衣物等用品。
林则徐禁烟场面
然而，随着买办阶级实力的扩大，买办和洋商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许多买办在积累了足够的管理知识和投资资本后，就抛弃了洋商自立门户，有时甚至还会与洋商争夺利益。并且由于买办与洋商之间存在着“主仆”这一特殊关系，在外国商人盛气凌人的态度之下，饱受屈辱的部分买办阶级，便投身于民族资本家的行列之中，成为了中国民族企业家。
在外国商人营业悄然受挫时，中国的买办却悄悄积累了资本与财富。买办们像是扮猪吃老虎般，在充分了解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近代工业运营模式之后，他们开始悄悄尝试寻找国家的发展道路。
19世纪末，上海建立一“公家花园”（现上海黄浦公园），当时公园规定不准中国人入内，这引起了唐茂枝和虹口医院医师颜永京的不满，在他们的影响下，工部局发布新园规，规定“除西人用仆外，华人不准入内。”面对这一新规，唐茂枝、唐延枢义正言辞地指出“工部局执行的是纯粹民族歧视的政策，又要考虑自己种族的私利…”，再次重申要求开放公园的立场。
不仅在为国人争夺公共资源的场所里，能看见买办的身影，在1905年轰轰烈烈地抵制美货运动中，朱葆三还作为该运动的发起者，任上海商务总会的会蕫，支持运动的顺利进行。
在政治领域，买办们还现身在近代中国的维新运动之中。1898年，郑观应为支持戊戌维新运动的顺利开展，争取基层群众的支持，在上海创办了《自强报》。并且“商会”也是由曾任汇丰银行天津买办吴懋鼎所首次向光绪帝提出的，由于他的积极表现和强硬实力，被光绪帝任命为农工商总局三大主事人之一。维新运动失败后，逃亡在外的康有为还受过买办何东的照顾。
在推翻封建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中，买办也提供了他们的力量，朱葆三就曾发起组织“商界共和团”，帮助革命党在上海的活动，并且参与了策反清军巡防营、吴淞炮台官兵的活动。在此期间，加上捐助、募军、收买等费用，买办总花费了百万元之多，为上海光复、革命成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郑观应半身雕像
买办这一阶层是极为复杂的，这群穿着中装、戴着瓜皮帽的人，由于他们的阶级特殊性，他们所倡导的政治理念，在中国人民革命任务没有完成之前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他们特殊的经济利益也使他们的行为具有两面性。但买办群体之中，也不乏爱国爱民的能人志士之辈，若是后世单纯以汉奸二字来形容买办这一群体，那就确实太片面化了。
参考书籍：《买办史记》《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