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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图兹:马斯克将“第一性原理”引入美国政府治理,引发政治与伦理双重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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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图兹:马斯克将“第一性原理”引入美国政府治理,引发政治与伦理双重争议

引用
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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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qq.com/rain/a/20250328A025ZB00

马斯克将“第一性原理”引入美国政府治理,引发政治与伦理双重争议

在特朗普总统开启第二任期后,美国政治格局出现戏剧性转变。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不再仅是科技界的巨擘,他已成为美国政府运作的直接参与者。借助与特朗普的深度合作关系,马斯克获得了对美国政府运作进行深层干预的权力,特别是在新设立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简称DOGE)中担任核心角色。外交政策专栏作家亚当·图兹(Adam Tooze)撰文深入分析马斯克如何将“第一性原理”思维从工程学延伸至政治领域,以及其潜在风险与冲击。

什么是“第一性原理”?

马斯克反复强调,自己在商业与决策中所依循的“第一性原理思维”(First Principles Thinking)来自物理学,即将一切问题拆解至最基本的原理,从零开始重新思考解决方案。此一思维方式倡导不依赖传统经验与前人路径,目标是从根本重新设计系统。它在SpaceX与特斯拉的初期突破中曾发挥显著作用,但图兹指出,这种“从零出发”的理念在政治领域显得极为危险。

政治≠工程:“第一性原理”在治理中的局限性

图兹强调,政治的本质并非一个可以被技术理性统治的系统。政治包含分歧、协商、妥协与情感张力。“第一性原理”所隐含的,是对传统制度、民主共识与渐进改革的排斥。这种技术官僚式(technocratic)治理模式,若不加约束,可能走向威权。

图兹追溯“以物理类比治理”的历史传统,如20世纪苏联“电气化+政权”的口号、30年代技术官僚主义(Technocracy)思潮,甚至延伸至马斯克祖父早期在加拿大所参与的“技术国家”运动。这种以工程思维替代政治协商的路径,历史上多与集权主义相伴而生。

DOGE与对美国政府机构的“外科手术”

在DOGE掌舵下,马斯克已启动大规模裁撤行动,首当其冲的是拥有40亿美元预算、占全球发展援助20%以上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此外,教育部、中小企业局、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也遭到严重削减。

马斯克本人将这些机构比作“杂草”(weeds),强调必须“连根拔起”,否则容易复生。图兹指出,这种“清零式重构”与2021年1月6日国会骚乱在风格上惊人相似,都是跳过既有程序、以直接行动颠覆制度架构的尝试。

DOGE的行动团队由“少年天才工程师”、马斯克旗下企业临时调派员工、与高薪招募的精英律师组成,图兹直言其政策执行“极度即兴、缺乏协调”。

从投资到政治:马斯克如何“买下影响力”

马斯克并非只是“科技界偶像”,他是2024年特朗普连任的最大金主,个人捐赠金额高达2.77亿美元,是共和党的重要政治力量。2023年,他的个人净资产约为1300亿美元;至2025年初,已激增至3300至3500亿美元。这一飞跃并非源于特斯拉的基本面改善,反而是在消费者抵制声中挣扎。图兹指出,这显然是政治投资带来的“回报”。

与其说马斯克在政治中寻求政策保护,不如说他正试图塑造一个适合其商业与理念的体制环境。他在政策中所采取的路径,类似印度总理莫迪与阿巴尼财团的共生模式:长期战略性投资一个能够全面改写游戏规则的政治人物。

风险、地缘政治与中国:马斯克的豪赌是否会失控?

图兹指出,马斯克的最大商业风险之一正是中国市场。中国不仅是特斯拉最大产地之一,也是重要销售市场。特朗普团队中的对华强硬派是否会与马斯克的商业利益产生冲突?没有任何保障。但马斯克押注,通过对政府的深入参与,比起站在体制外“守株待兔”,更有可能在矛盾发生时迅速找到“务实解决方案”。

苹果公司CEO库克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中便成功游说实现关税豁免,马斯克的目标则是“再进一步”。凭借其与中国高层的长期联系,他可能希望同时操控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政策走向。

意识形态与极右接轨:德国、南非与右翼实验

在德国柏林建厂的过程中,马斯克屡次与德国本地政策发生摩擦,并一度公开与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fD)互动。图兹指出,马斯克并非保守主义者意义上的“右翼”,但他的“破坏体制”倾向与欧洲极右翼在反建制情绪上的契合,使他不断滑向政治光谱的右侧。

此外,图兹分析马斯克成长于1970-80年代种族紧张、政治崩解的南非,他对宪法、国家与秩序的可塑性有着与美国传统精英不同的直觉认知。这种成长背景也塑造了他高度风险承受、毫无敬畏之心的政治操作方式。

马斯克的终局究竟何在?

图兹指出,没人能确切判断马斯克最终的政治哲学是什么,或他在DOGE的“终局”目标为何。也许马斯克确实相信,通过彻底打碎政府体制,可以释放前所未有的行政效率;也许,他更关注的是将自己的商业模式复制到国家治理层面。

但无论如何,这种“以物理为喻”的政治改革路径,既不中立,也不纯粹技术性,而是一次彻底重构国家治理逻辑的政治实验——其后果,或将超出任何人的控制。

本文原文来自《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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