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剖析

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剖析

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剖析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在宗法制的封建家族来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族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贾府统治者为维护正在走向没落的封建贵族阶级的政治利益而采取了断然的措施——摧毁宝、黛的爱情。所以宝、黛的爱情必定会以失败而告终，一个在凄清寂寞的潇湘馆里死去，另一个最后是离开了贾府而遁入空门。

一、宝、黛爱情与家族利益相违背

二、宝、黛爱情与时代性不相符合

贾宝玉虽然出生在“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府，因为“衔玉而生”，使贾宝玉在贾府取得了特殊的地位，使他成为了贾府的“宝贝”，“命根子”，因此，贾府的统治者就一定要把他培养造就成为封建贵族的接班人。贾母的宠爱、贾政的严格，宝钗、湘云的劝戒等等，虽表现形式不同，但实质上行动的目的都是一个，那就是都要使宝玉从公子变为老爷。而贾宝玉的叛逆思想，恰恰在这“宠爱”、“严格”、“劝戒”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贾宝玉在贾府中既是“宠儿”又是“囚徒”。他虽然过着极其优裕的物质生活，但却有着强烈的不自由的痛苦。王夫人到怡红院“阅人”时，盛怒之下说一句话：“打量我隔得远，都不知道呢，可知我身子虽不大来，我的心耳神意时时都在这里”，这就表明，宝玉确是在王夫人等的“心耳神意”的监视，管束下生活的。他当然没有自由，他没有行动的自由，没有读书的自由，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交朋友的自由，更没有婚姻的自由，对于这种封建势力的囚禁，他是深深感到苦痛的。第四十七回中，宝玉对柳湘莲表达了他由衷的苦闷：“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作不了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人劝的，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不由我使”。这段话充分表现了宝玉要求自由的思想，他虽为公子，有着特殊的地位，而在他心目中都没有严格的主子，奴婢的等级观念。贾宝玉对于他们是实行自由、平等、博爱的，他尽心地结交他们，“他纵容得怡红院的丫头们越发没有了样儿”，并且宝玉还有一个最被众人所潮笑的观念思想，就是“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浊臭逼人”。宝玉见人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是因为封建制度下的男子的宗法思想和等级观念特别严重;他见女儿便觉清爽是因为女子在这方面污染的比较少，并且他们是受害深重的主要受害者。“天地问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这是宝玉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观念的大胆的反抗。

判逆者爱情，以共同的叛逆思想为“连心结”，当他们成为“知已”的时候，人们说他们“爱情发展”了，倒不如说他们手携着手在叛逆的道路上越来越远了，这样的“爱情”，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容许的。象宝玉、黛玉这样的青年，他们各自的婚姻问题毫无疑问应该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的，并服从于他们的家族的政治要求的，这些，在封建社会里被认为是正常的，合乎常规道理的，也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自由恋爱，私订终身则是封建主义所绝对不能容许的。然而，宝黛二人由于具有叛逆的“性格”，对封建礼教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们对“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挑战。贾宝至公然表示：“你们说‘金玉良缘’，我偏说‘木石前盟’”，所以，贾府的当权人物们必定把这对叛逆者拆散。纵使黛玉“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也无力回天挽回失败的局面。

三、宝、黛的自身性格也是其爱情具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小说三十三回写林黛玉无意中听到宝玉对人批评宝钗称赞自己的话，心里很感动，高兴自己眼力不错，“素日他是个乱，果然是个乱”。但是她转而一想到自己的未来，想到她跟宝玉恋爱婚姻，就免不了感到悲伤，“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这就充分说明林黛玉是把自己的婚姻交由家长去主张的，这一切无疑是跟林黛玉自幼受到的教育养成，以及生长于封建贵族大家庭这些情况是分不开的。但是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本质和封建家庭没落的客观现实，决定了贾府的统治者要镇压他们的爱情，因此，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尾已成了必然。

综合前文所述，宝、黛爱情的悲剧主要原因是他们那些背离当时的封建礼教和传统观念的叛逆言行，无疑遭到了封建卫道者阶级的严酷否定和破坏。不顾封建地主阶级大家庭的“家世利益”而片面追求理想中的自由和爱情又没有付出顽强的反抗斗争，一味的优柔寡断，逆来顺受的脾性决定了宝黛二人空有追求自由恋爱的理想，而最终为封建势力，而且是根深蒂固，在当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封建势力所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