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动的皇帝：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与德国的覆灭

创作时间:

2025-01-21 23:30:44

作者:

@小白创作中心

冲动的皇帝：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与德国的覆灭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推行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是德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外交战略之一。这一政策不仅深刻影响了一战前的国际格局，也为今天的国际关系埋下了伏笔。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大国之间的博弈与平衡。

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

威廉二世于1888年登基，时年29岁。他继承了一个正处于欧洲主宰边缘的国家：到1890年代，帝国德国已成为大陆上最强的国家，在经济和军事方面最强，并在科学和技术进步方面与所有国家相当或更胜一筹。但权力会产生反对，德国的邻国，对这个不可预测的新来者感到惊恐，开始形成防御联盟以对抗它。德国需要极大的谨慎来应对这些挑战，但威廉试图将这种权力体现在他个人身上，并将其集中在他矛盾的自我中。他以喧嚣和威胁领导者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而在国内，他炫耀他的绝对权力，认为这是神授的。他轻视议会，议会的有限权力在宪法中有明确规定，而他吹嘘从未读过宪法。他聪明，甚至可能有天赋，对技术进步印象深刻，但未经教导且冲动。他沉溺于权力的象征，喜欢穿制服（有时他每天更换）。在他的炫耀和挥霍中，他非常不普鲁士。他是古老羽毛完美暴发户，既反映了又强化了他臣民的骄傲、野心和恐惧。鉴于他在欧洲的地位——不像他在英国的皇家表亲乔治五世那样在政治上受到限制，也不像他在俄国的表亲尼古拉斯二世那样绝对统治一个远不发达的国家——他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他复杂性格成为历史学家的有趣研究对象。他身边的人最近公布的战时日记和信件有力地补充了我们对皇帝及其私人缺陷的看法，这些缺陷决定性地扭曲了他的公共政策。

他喜欢发表夸大的演讲，有一次警告新宣誓的士兵，如果他下令，他们必须射杀自己的父母。他向前往镇压义和团的士兵发出惊人命令，要他们像古代匈奴人一样激起恐惧。他厌恶自由主义批评者，并贬低外国国家，尤其是大不列颠。这与他的盎格鲁恐惧症有关；他完全不信任他母亲，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更糟糕的是，他支持要求拥有更强大德国军队的部长和军事人员——最令人不安的是，要求拥有一支强大的公海舰队，最终能够击败英国海军。他回避政府的细节，因为它们干扰了他的消遣。他想统治，享受他庞大的宫廷——从将军到仆人再到园丁，超过两千名下属，他有时会用粗俗的笑话和冒犯的恶作剧来冒犯他们。

从一开始，他身边的人和一些知情者就担心他的反复无常和精神健康。他在极其复杂的分娩中出生，氧气短缺可能损害了他的大脑。作为青年，他患上了慢性中耳感染，一些人错误地认为这可能导致精神失衡。其他人则看到单纯的粗鲁和无尽的虚荣心。他的一些直接下属做出了更严厉的判断。因此，提尔皮茨海军上将——这位致命的无敌海军倡导者——认为威廉用浮华和好战的言辞来弥补他内心的不确定和不安全感。残酷的阳刚之气是威廉个性的核心特征。1903年，提尔皮茨进一步指出：“这位才华横溢的君主的可悲和令人担忧之处在于，对他来说，外表胜过实质。”

1890年至1914年间，德国的外交政策——威廉对此负有正式和间歇性的实际责任——以一系列失败和挫折告终。许多人将这些无偿的错误归咎于威廉的反复无常和对声望的渴望，他对王朝和个人虚荣的关注，以及他未能评估德国的真正国家利益。一种喧嚣的军国主义基调盛行，得到了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的支持，他们认为更多的军备会带来经济利益。这些“游说者”认为外国胜利是保护国内免受民主政治改革的屏障，这些改革对所谓的农业-工业-军事复合体的过时权力构成了威胁。马克斯·韦伯这位德国全球野心和责任的热情倡导者在1906年指出：“我们的民族在国外越来越遇到（意大利、美国、到处！）不断增加的蔑视——而且是理所当然的——这才是决定性的问题。我们对这个人的统治和我们对这种统治的容忍，正在逐渐成为一个对我们具有‘世界’重要性的力量问题……我们正在变得‘孤立’，因为这个人以这种方式统治我们，因为我们容忍它并为它找借口。”（强调添加。）在真正的保守派中，这是一种并不罕见的观点，尽管在韦伯的情况下，它只在私人信件中表达，直到1908年皇帝给《每日电讯报》的特别恶劣采访后才公开。

然而，他们部分错了。威廉的统治并非绝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行为证明了这一点。1914年7月初，在奥地利大公被谋杀后，皇帝煽动奥地利。到了月底，他无法约束自己的下属，他们根据军事战略——著名的施里芬计划——而不是政治理性开始了一场战争。一旦战争开始，威廉成为最高战争lord，他的主要职责应该是调解政府中不同派系之间的冲突。相反，文官和军事冲突加深。德国军队一直有一种国中之国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军事还是文职领导人，他们自己都存在分歧。

在一份宣扬民族团结的宣言——号召无辜的民族面对外国攻击——之后，威廉在远离柏林的最高统帅部建立了自己的基地。虽然地理上更接近前线，但他从各个方面都舒适地远离。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他的军事和文职内阁负责人。（他们的日记和信件最近已出版。）到1914年9月底，在第一次马恩河战役和施里芬计划失败之后，他的一些顾问意识到军事胜利的机会很小，主张需要谈判和平。但到那时，即使是文职总理也已承诺实现过度的战争目标，使希望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希望渺茫。军事内阁负责人、超忠诚的汉斯·格奥尔格·冯·普莱森将军指出：“皇帝再次处于神经最低点，对未来没有信心，没有自信。”

从那时起，威廉不断变化的精神状态成为战争进行中的一个主导问题。公开地，他宣布他对彻底胜利的信心，但在私下里，他经历了痛苦的犹豫。公开地，他宣称国家的清白，而在私下里，他默许德国在比利时犯下的暴行。必须做出重大的决定，包括是否宣布无限制潜艇战，从而确保美国参战。尽管他的国家（和欧洲）的命运取决于他如何做出这些决定，但皇帝只是间歇性地得到信息，因为他的顾问们系统地屏蔽了坏消息。1917年6月，普莱森将军指出：“所有不愉快的事情都被压制，所有有利的事情都被极大地夸大。他将这种鸵鸟风格称为乐观，而任何不参与这种自我欺骗的人都被称为悲观主义者。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一次也没有用一个音节问过我们自己的损失。”

与此同时，皇帝将战争视为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斗争。“上帝想要这场斗争，我们是他的工具，”他说。

经过三年难以想象的屠杀，威廉已成为由兴登堡陆军元帅和鲁登道夫将军领导的军事独裁的工具，他被迫任命他们，他们的几乎无限权力基于他们不断威胁辞职。他们享有德国统治阶级的信心，决心拒绝一切妥协，始终将希望寄托于最后一次推动，以实现始终 elusive 的彻底胜利目标。温和的保守派深切关注他们的国家，其人民越来越饥饿，越来越迫切地希望结束屠杀。一个新的政治力量，祖国党，大声疾呼并成功地要求彻底胜利，同时雷鸣般地反对“内部敌人”。他们将战争政策的批评者妖魔化为颠覆者，帮助敌人。在如此明显的沙文主义中，反犹太主义呈指数级增长。社会民主党分裂为老派，仍然希望逐步政治改革，以及新成立的“独立社会主义者”，他们要求立即结束帝国主义战争。

与此同时，皇帝——被称为全能或至高无上者——继续被屏蔽真相，因为他身边的人都害怕他的精神崩溃。正如普莱森将军所说：“皇帝需要阳光。” 因此，他尽可能地被保护免受所有黑暗的影响，这种做法因他对自己不会犯错的信心而得以实现；毕竟，他是上帝的工具，因此天命使他无罪。在这方面，他也体现了他的国家；虽然威廉的自我欺骗是独一无二的，但他的人民的自我欺骗受到官方谎言和压制的精心控制，这种控制因很大程度上被隐藏而更加有效。所有交战国都修剪了真相，但没有一个像德国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统治下那样具有破坏性地成功。

使用“希腊火”对付敌舰，插图来自马德里斯基利提兹的十二世纪。西班牙国家图书馆，马德里。

对于皇帝来说，消遣有时会取代现实。始终忠诚的军事内阁负责人莫里茨·弗里赫尔·冯·林克尔在1917年5月指出：“不幸的是，他脱离了许多事情，更喜欢他的舒适胜过一切。他一直如此，甚至在战前也是如此。他非常软弱，只有在保护他的个人私利时才强大，尤其是轻松且尽可能不被打扰的生活……他不胜任这个伟大任务——无论是他的神经还是他的智慧。”

在1918年春天的短暂时刻，在布尔什维克签署德国强加的迦太基和平条约之后，德国胜利似乎像1914年8月那样可能。但到了1918年8月，盟军突破了德国防线，震惊的鲁登道夫害怕军队突然崩溃，要求新成立的文职政府立即向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请求停战。威尔逊回应说，盟国不会与皇帝谈判。谈判拖延，饥饿、厌战的德国人开始要求皇帝退位。起初他拒绝了。“我无意因为几个犹太人、几千名工人而放弃我的王位，”他在1918年11月3日说，当时德国人带着压抑的愤怒走上街头。

皇帝最终流亡荷兰——不是出于他的意愿，而是因为军队领导人坚持他必须离开。在他离开时，他指责“鲁登道夫、贝特曼和提尔皮茨失去了战争”，这三人本身被对彼此的仇恨所消耗。直到1941年在流亡中去世，皇帝传播了毒害的毒药，他认为犹太人应该受到责怪，社会民主党人也应该受到责怪——只有他是对的。反映并鼓励了太多德国人的感情，他看到了希特勒，这个由天命选择的新救世主，在背叛导致德国战败之后。

威廉皇帝，长期以来一直是盟国眼中德国傲慢和侵略的象征——对许多德国人来说也是如此——被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罪魁祸首。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在他的1918年选举活动中使用了“绞死皇帝”的口号。威廉有他可怕的缺点，他站在一个深刻缺陷的政治体系的顶端。但最终，他最大的失败是放弃了责任，将权力交给了军事和文职鹰派——错误地称为保守派，因为他们的愿景是彻底重塑欧洲的国家体系。真正的恶棍，鲁登道夫和他的泛日耳曼主义者盟友，旨在实现世界霸权，而威廉几乎成为那些比他更盲目但拥有更大权力的人的替罪羊。在1924年出版的关于德国崩溃的惊人著作中，查尔斯·戴高乐列举了“这些杰出人物共同的缺陷：对过度行为的嗜好；不惜一切代价扩大个人权力的激情；对人类经验、常识和法律的限制的蔑视。” 但在他们之下是一个过于顺从的德国资产阶级，马克斯·韦伯用一句在几十年后依然共鸣的话敦促他们摆脱“懦弱的无能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