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举孝廉：以孝治天下的官员选拔制度

西汉举孝廉：以孝治天下的官员选拔制度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汉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在这一背景下，汉朝创立了“举孝廉”制度，将孝道文化与官员选拔相结合，不仅推动了孝道文化的普及，也对后世的官员选拔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秦朝以前，官员选拔主要实行“世卿世禄制”，即“父死子继”，官员的后代可以继承官职。然而，这种制度容易导致权力世袭，不利于选拔真正有才能的人。商鞅变法时，主张奖励耕战，官职的大小要与取得的功劳相关联，从而废除了“世卿世禄制”。

汉代的官员选拔制度主要有三种：察举、征辟和杂途。察举是其中最重要的方式，根据推荐的标准又分为举孝廉、举茂才和举贤良文学。而举孝廉制度则以孝敬尊长和廉洁正直为选拔标准，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密切相关。

“举孝廉”制度的选拔标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德行高妙、学通行修、明晓法令、刚毅多略。其中，“孝”指的是孝敬尊长，“廉”指的是廉洁正直。这两个标准后来逐渐合二为一，成为选拔官员的重要依据。

按照当时的规章制度，能够被举孝廉的人，必须满足上述四个标准中的至少一个。推荐人通常是地方的长官或当地有影响力的人，被推荐的人则是地方的儒生或官员。一旦推荐成功，儒生可以获得一官半职，官员可以获得更高的提拔。但是，若被推荐的人与实际情况不符，推荐人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每个地区的推荐名额并不相同，而是根据当地的人口基数来决定。例如，一个达到20万人口的郡县，每年可以推荐一人；人口达到40万的，每年可以推荐两人。据历史学家统计，在西汉和东汉时期，约有7万多人通过举孝廉制度得到了朝廷的任用或提拔。

“举孝廉”制度的实施，不仅扩大了汉朝的统治基础，也在社会实践中确立了以忠孝为核心的价值观。正如《孝经纬》中所说：“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一个人只有在家庭中尽孝，才有可能在朝廷中尽忠。

然而，这种制度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孝廉的评定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一些品德不佳的人也可能通过各种手段获得孝廉的称号。例如，《后汉书·酷吏传》中记载的阳球，虽然出身名门望族，但生性残忍，手段严酷，也通过举孝廉制度进入了仕途。

东汉官员钟离意是通过举孝廉制度进入仕途的典型例子。他曾在浙江绍兴一带担任督邮，有一次发生瘟疫，很多官员因害怕被传染而不敢前往赈灾。钟离意则不怕，他随身携带食品和药品前往疫区，许多人在他的救治下活了下来。因此，他被举为孝廉，先后两次被朝廷提拔，最终在大司徒侯霸府里任职。

还有一次，钟离意负责押解一批囚犯到河内。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天气寒冷，当途经弘农县时，他要求县里官员给囚犯做御寒的衣服。一些官员偷偷向朝廷弹劾他，但他主动向汉光武帝汇报了这一情况，得到了皇帝的赞赏。

更令人称道的是，钟离意在押解途中，允许囚犯回家探亲，并约定返回的时间和地点。最终，所有囚犯都信守诺言按时返回。这一举动充分体现了钟离意对孝道的重视，他认为只有守孝，才能有诚信。

“举孝廉”制度不仅在汉代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后世的官员选拔制度提供了借鉴。隋代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度，为后来的科举制度奠定了基础。唐代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增设了明法、明字、明算等科目。宋代调整了科举制度，增加了论策的考核。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基本保持一致，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个阶段。

“举孝廉”制度将孝道文化与官员选拔相结合，不仅推动了孝道文化的普及，也对后世的官员选拔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尊祖敬亲、孝顺父母的传统美德，成为中华孝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