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的“无讼”机制：礼治还是法治？

乡土社会的“无讼”机制：礼治还是法治？

“白鹿原上，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浑的背读《乡约》的声音。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丸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被踢了摊子。”这是陈忠实的《白鹿原》中对礼法治理下乡村生活的生动描写，也是理解《乡土中国》中“无讼”概念的重要切入点。

在传统乡土社会中，“无讼”并非意味着没有冲突，而是通过礼俗和教化来维持秩序。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言：“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通过家族、乡绅等权威力量得以实施，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

以《白鹿原》为例，白嘉轩作为族长，通过《乡约》来规范村民行为，强调“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修其家”。这种礼治秩序不仅体现在道德教化上，更通过具体的惩罚措施来维护。如对违反《乡约》者进行罚款、鞭抽板打，甚至采取极端的惩罚方式，如让赌钱者将手放入滚水，给抽大烟者口中抹屎尿等。这些看似残酷的手段，实则是礼治秩序得以维持的重要保障。

当纠纷出现时，乡土社会倾向于通过调解而非诉讼解决。这种调解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西周时期。调解分为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两大类，其中民间调解又包括宗族调解、邻里亲友调解等。

明清时期，调解制度达到鼎盛，成为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如洪武三十一年颁布的“教民榜文”规定，户婚、田土、钱债等民事案件必须先由本里老人、里甲断决。这种制度设计体现了乡土社会对和谐关系的重视，以及对诉讼的排斥。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

随着社会变迁，传统礼治逐渐向现代法治过渡。这种转变不仅是治理方式的更迭，更是社会价值观的变迁。

礼治依靠道德教化和传统约束，强调修身克己，通过教育使人们自觉遵守规则。而法治则由国家制定和执行，强调法律的强制性和普遍性。法家认为“法者，国之权衡也”，强调法律的客观性和平等性。这种转变反映了社会从重视人伦关系转向重视个人权利的变迁。

礼治在现代社会面临诸多挑战。首先，礼治依赖于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共同的价值观念，而在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中，这些基础正在动摇。其次，礼治的教化作用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逐渐减弱，人们更倾向于通过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最后，礼治的局限性在于其过于依赖权威和传统，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

相比之下，法治更强调个人权利和法律专业性。现代社会中，法律不断更新以适应变化，普通人难以完全掌握，因此需要依赖法律顾问或律师。这种专业化和制度化的治理方式，更符合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尽管礼治向法治的转型是历史的必然，但这并不意味着礼治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当代中国，礼治与法治的融合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一方面，法治为社会提供了稳定的秩序和公平的环境；另一方面，礼治所蕴含的道德教化和人文关怀，仍然是维系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这表明，真正的法治秩序需要人民的认同和应用，而礼治所蕴含的道德教化和人文关怀，正是实现这种认同的重要途径。

《乡土中国》通过对“无讼”的探讨，揭示了传统乡土社会的治理逻辑及其面临的现代化挑战。这种探讨不仅帮助我们理解过去，更为我们思考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实现礼治与法治的和谐共生提供了宝贵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