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科医生的愁与盼：从“一床难求”到“门可罗雀”
产科医生的愁与盼：从“一床难求”到“门可罗雀”
在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当下，产科正步入“寒冬”。2024年2月末，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段涛教授发文呼吁“救救产科”，引起诸多产科医生共鸣，也道出这一群体的隐忧：产科关闭后，我们转行做什么？
在上海，相对于三甲产科专科医院，区综合性医院、区妇幼保健院产科面临的压力更大。即使还没到关闭的地步，一些医院也正经历“产科病床不断缩减”的现实。纵观全国，医院产科关闭也不再是个例。一年来，浙江、广州、福建等地多个省份的医院暂停或取消分娩服务，仅媒体报道的就超过了10家，目前大多仍集中在中小型医院。
“忧愁”之外，也有另一种声音。“产科关闭并非洪水猛兽，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一名三甲专科产科医院负责人认为，当下更要正视现状积极应对，考虑如何把产科做得更强。作为一名区级综合性医院产科医生，伍颖看到科室孕产妇分娩量降至高峰期时的1/4。她坦言，“正因为产妇少了，我们有机会‘充电’，在孕产妇管理方面做得更加细致，将‘生的多’转变为‘生的好’。”
2023年8月18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方医院，医生在新生儿监护室忙碌。本文图片 视觉中国
产科医生的忧愁
在分娩量逐年下降、产科床位不断缩减的当下，产科遇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以前，在我们业内有句流行语：金眼科，银外科，累死累活妇产科。”上世纪90年代末，汪栗成为一名产科医生，那时她30多岁，加班成常态，产房里孕妇的叫声此起彼伏，手术一场连一场。身体原因让她不得不从产科转到行政岗位，“是被逼着转型，毕竟作为产科医生，锻炼的机会很多，孕产妇也不愁。”
那时的汪栗，从没想过医院产科会有关闭的一天。但这些年，她还是看到越来越多的产妇往三甲专科医院挤，区域内的妇幼保健院建卡人数也逐年减少，只能无奈接受这一现实。曾与她一同并肩作战的产科医生们，一部分也开始从事行政工作，还有一部分去了院感科。
汪栗记忆犹新，就在一年多前，医院产科关闭时，有产科医生跑来对她说“我们是跟不上时代的一组”“被人嫌弃的一组”，“特别是一些年龄大了的产科医生，他们的内心是很失落的。”
年龄是产科医生转型的最大障碍。45岁的产科医生伍颖也有一番感慨：“如果你还年轻，就还有资本学习新的东西转岗，但年纪大了，上了50岁了，就不会再去考研，转型就很难，或者就只能去做做医疗无关的工作了。”
伍颖所在的是另一家区综合性医院，“我经历过产科最高峰，一个月生孩子的有400多个，每天都在加班，现在一个月最少时只有七八十个，多的时候也就120多个，差不多只有高峰时期的1/4。”
来自区综合性医院的产科医生华敏（化名）也表示，其所在医院产科尽管没有关闭，但她对自己的职业前景并不乐观，“生育率下降了，我们的业务量也一直在萎缩，病区床位数也减少了一些，划给了其他专科去了。目前，我们也在顺应形势做一些转型，譬如往生殖医学方向发展，但生殖医学的发展也是需要市场需求来支持的。”
在上海，相比于三甲产科专科医院，区综合性医院、区妇幼保健院等产科面临的压力更大，近年来的分娩量下降趋势更为明显。
2024年2月10日，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上海第一位龙宝宝降生。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资料图
“生的人少了，产妇更愿意跑去大医院建卡，毕竟大医院对疑难危重情况的处理更有经验，区级医院往往承担的是普通孕产妇的分娩工作。”一名三甲产科专科医院产科医生表示。
伍颖有时也会担忧，随着医院产科的萎缩，愿意来做产科医生的人也会越来越少，“作为规培基地，过去我们一届最多招到过4个（规培生），但现在一届只有2个，从2012年成为规培基地至今，我们总共毕业了15名规培生，有2个不做医生，有1个转型做了b超医生。”伍颖说，或许今后招生会越来越难。
这样的担忧，也存在于儿科医生、幼教等诸多群体。正如段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产科的分娩量下降，直接影响到的是儿科，因为孩子少了，儿科的业务也少了，相应的，孕婴童产业，教育培训机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整个教育体系和产业都会受到影响。”
助产士全程陪伴与指导待产孕妇减轻疼痛。
产科遇冷背后
当前，医院产科关闭已不是个例，纵观全国，浙江、广州、福建等地多个省份的医院暂停或取消分娩服务。仅仅一年多来，经媒体公开报道的就已经超过了10家。
事实上，中国助产资源还谈不上充裕。据财新周刊援引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截至2020年，中国每万人就有33位护理员和助产人员，分别是芬兰的七分之一、澳大利亚的五分之一、加拿大的三分之一、法国和日本的四分之一。
对于产科遇冷的现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生育率下降，尤其是在经历了2016年生育高峰之后，全国各地出生人口数量下降趋势明显。2017年至2023年，全国出生人口数量为1723万人、1523万人、1465万人、1200万人、1062万人、965万人、902万人，数量逐年递减。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全国妇产（科）医院数量从2019年的809家下降至2021年的793家，减少了16家。同时，全国妇产（科）医院病床使用率也从2019年的52.24%下降至2021年的44.08%。
在段涛看来，出生人口的下降原因很复杂，其中一大原因是经济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在某种意义上说，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成反比例关系。这是一个很难去打破的魔咒，这不单单是中国的问题，全世界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一项官方统计解答了女性“不想生”“不肯生”的原因。根据2023年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在上海常住人口中，不打算生育（下一个孩子）的最主要原因为“对现状满意”，占比近半，为41.8%；其次为“抚养成本高、经济负担重”，占比28.5%，“年龄或身体原因”占比13%，其后依次为“其他”“子女无人照料”“希望生活更加轻松自由”“担心工作或个人发展受影响”“缺少合适的入托、入学公共服务”（并列）“其他家庭成员的意见”（并列）。
而在“理想孩子数量”的调研上，超七成上海户籍常住人口希望生一个孩子，近半数外来常住人口的希望有2个孩子。
但是外来孕产妇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原先在我们产科最高峰时，4/5都为外来孕产妇，但最近这些年，外来孕产妇降得很明显，有些是为了孩子读书考虑，大家更愿意回老家生了。”伍颖这样感慨。
在汪栗看来：“一方面是时代在进步，女性地位提升了，对生育有了更多自主选择权，另一方面是科技进步了，如辅助生殖技术的出现，给了不少育龄女性延迟生育的理由。”
需要关注的还有产科服务本身的经济特性。一名三甲专科产科医院负责人表示，业务量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