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魏晋风流的生活方式大揭秘
竹林七贤：魏晋风流的生活方式大揭秘
竹林七贤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人群体，他们生活在动荡的魏晋时期。这些才华横溢的文人以独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著称，常常在竹林中聚会，饮酒作乐，畅谈人生理想。他们的作品风格清新自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探讨竹林七贤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理念，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文化精神。
魏晋时期的动荡与玄学兴起
竹林七贤的生活方式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魏晋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先是三国鼎立，后司马氏代魏建立西晋，不久又因八王之乱导致西晋灭亡，东晋偏安江南，期间还伴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侵等。这种动荡的政治局势使士人们的生命和前途充满不确定性，为求自保，他们或远离政治，或表面迎合，内心却充满痛苦与无奈，只能在精神世界中寻求解脱。
同时，汉代以来的儒学在魏晋时期受到冲击，玄学兴起，其以《周易》《老子》《庄子》为经典，探讨有无、本末等哲学问题，强调个体的精神自由和对自然的体悟，为魏晋风度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士人们以清谈的方式交流玄学思想，追求一种超脱世俗的精神境界。
竹林七贤的生活方式与逸事
竹林七贤包括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和阮咸。他们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焦作修武县，可能为现今云台山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
他们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对自由和个性的追求。他们不拘礼法，放浪形骸，通过极端行为展现对传统礼教的反叛。例如，阮籍曾说：“我曾经游历过山东东平，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想到那里做太守。”司马昭很高兴地答应了。阮籍骑着毛驴来到东平后，围着郡府大院转悠了一圈，察看了官员们的办公方式，遂下令把衙门府舍内重叠的屏障全部予以拆除，使办公场所内外相望，敞亮透明，一改过去封闭沉闷的格局，并对政府法令进行了清理，对办案程序进行了简化，前后不过十余天时间，东平的政风和民风便有了明显好转。期间，他还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东平赋》。
李白对阮籍的这种洒脱作派十分欣赏，赞扬他说：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剖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也就是这么十几天工夫，阮籍小试牛刀，便在身后留下了一个政治清明、民风淳朴的东平。范子烨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一书中，把阮籍的这种行止纳入审美的范畴，认为“清”者必“简”，简”者必“清”。符合“简”的审美标准的人，必然是个清明、莹洁和纯诚的人。“清简”的政治，也必然是透明、廉洁和受人欢迎的政治。作者论述这个观点时，同样征引了《晋书》卷四九中阮籍的这段轶事。
从阮籍所写的《东平赋》中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阮籍自荐东平，并非真的想要做官，而是为了跳出权力斗争的漩涡，排解内心的苦闷，过几天清闲日子。但他在东平任上所采取的方略，对整肃官场弊端、提高行政效率还是很有力度的。想不到在那个古老的年代，阮籍就拿出了整顿机关作风的举措，而且与现代人的思路完全一致，难怪今天有人高度评价说，这一着，即便用一千多年后今天的行政管理学来看，也可以说抓住了“牛鼻子”，国际间许多现代化企业的办公场所，不都在追求一种高透明度的集体气氛么？
事实上，抓政风建设原本不用花那么多磨嘴皮子的功夫，在坚持情系于民、权用于民、利谋于民的前提下，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力求简约、透明、高效足矣！有道是：删繁就分化风清，拨冗见绪道自明。
嵇康被诛后，向秀为了呈送郡国账簿到了洛阳，司马昭推荐了他，问他：“听说您一向有隐居的意愿，现在怎么会在这里呢？”向秀回答说：“巢父、许由都是孤高自傲的人，没什么好追慕的。”司马昭非常赞叹。向秀的话有几分真心呢？当时的情况下，这些名士即便想如嵇康一般坚守志向，又何其困难？向秀的言行也不过更多是保全自身罢了。后来向秀终究是作了一篇《思旧赋》，以纪念嵇康。
竹林七贤的历史影响
竹林七贤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文学上，阮籍和嵇康的诗歌创作成就最高。阮籍的82首五言《咏怀诗》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这不仅因为《咏怀诗》是探讨阮籍心路历程的重要材料，而且因为阮籍处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其在借诗言志之时不得不把真实的思想情感隐藏在一个又一个意象背后，故而其诗“归趣难求”。南朝宋颜延之以为，阮籍“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晦。百代以下，难以情测”，不仅道出了阮籍所处的险恶社会环境，而且道出了阮籍的创作心态。清代学者沈德潜的观点很有代表性：“阮公咏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其中，令读者莫求归趣。”《咏怀诗》之所以“归趣难求”，不是阮籍好为晦涩之语，而是时势使然。魏晋之际的社会政治局势，使对政治一直抱有极大热情的阮籍，不得不对政治存有很深的戒心，不得不以冷峻的面孔来掩饰内心的热情。正像《咏怀诗》第三十三首所写的那样：“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辞赋最值得注意者是《清思赋》，此赋重点不在体物写志，而在于借辞赋这种形式来阐发玄理，把声、色、美、善等魏晋玄学经常涉及的范畴作为辞赋的立论主旨，从立意构思到遣词造句，都充满玄理色彩，开以辞赋言玄理之先河，表现出魏晋玄风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阮籍散文如《通易论》、《通老论》和《达庄论》等，以论说为主调，以辨析玄理为特色，对魏晋玄学的盛行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乐论》着眼于一个“和”字，从礼乐的关系角度，阐明了“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的道理，对孔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之说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大人先生传》是阮籍留给后人的一篇奇文，文章以一位服膺老庄思想的老者为描写对象，通过老者与君子、隐士、薪者的不同对话，表现了老者的非凡气韵，高尚品格，豁达情怀，反映出作者的人生观念和社会理想。
嵇康的文学创作是魏晋特殊时代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也是嵇康思想文化观念的鲜明表现，流露出诗人生活在曹魏政权与司马氏集团激烈政治斗争夹缝中的痛苦和无奈。在四言诗歌创作上，嵇康远承《诗经》，近学建安，继承创新，自成一格，代表了魏晋之际四言诗歌创作的高峰。其五言诗自具面目，《述志诗》、《游仙诗》和《答二郭三首》清雅峻切，托喻高远，既富思辨，又具玄理，代表了嵇康五言诗创作的成就。钟嵘说嵇康诗“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其高流矣”，可谓深得诗中三昧之评。嵇康散文长于说理和辩难，刘师培评之为“嵇文长于辩难，文如剥茧，无不尽之意，亦阮氏所不及也”。《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释私论》、《管蔡论》等都表现出长于思辨、析理绵密的特色，尤其是《养生论》和《声无哀乐论》，以正面阐述作者的思想观念为主，集中反映出嵇康对人生和音乐的看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答难养生论》、《难自然好学论》和《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属于难答性论说文，思辨色彩浓厚，深受孟子、荀子和韩非子等先秦诸子的影响。《与山巨源绝交书》堪称奇文，在平白朴实却又峻切尖刻的言辞中，表明了作者特立独行的个性和不与世沉浮的决绝。其用语之辛辣尖刻，鲜明地反映出嵇康“讦直露才”的性格，如“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献之至尊，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愿足下勿似之”，可谓嬉笑谩骂皆成文章。
竹林七贤多才多艺，在音乐、书法和绘画等方面各有擅场，成就斐然。阮籍和嵇康是著名的音乐理论家，阮籍《乐论》和嵇康《声无哀乐论》，涉及音乐美学的一些重要命题，最具理论色彩和思想深度，堪称魏晋音乐美学史上的“双璧”。嵇康长于琴技，临终之时，索琴而弹，一曲《广陵散》，遂成千古绝调；阮籍琴艺不俗，但他最拿手的则是“啸”，其“啸”韵响嘹亮，声闻数百步。他入苏门山寻访孙登，曾以“啸”与孙登进行交流。阮咸是魏晋时期音乐名家，深识音律，精于鉴赏，时谓“神解”。光禄大夫荀勖制律吕，校太乐，自谓八音克谐。阮咸闻之，知其非中和之音，无一句赞美的话，竟因此而被贬出京城。后得周时玉尺，荀勖以之校正原作乐器，发现皆短一黍，这才不得不佩服阮咸“神识”。阮咸还是乐器大师，他对传统乐器琵琶进行改造，制作出四弦十二柱的长颈琵琶。后人以其名字来命名，称为“阮咸”。今乐器大阮、中阮和小阮，系由“阮咸”发展而来。此外，传说著名琴曲《三峡流泉》亦出自阮咸之手。
竹林七贤的书法创作各有所擅。唐人评嵇康书法“如抱琴半醉，咏物缓行。又若独鹤归林，群乌乍散”，道出了嵇康书法舒缓特立的特色。阮籍、阮咸叔侄工行草，山涛工楷书和行书，刘伶善草书，向秀善行书，王戎善隶书和行书。竹林七贤的书法作品早已失传，但从有关文献记载中，依稀可见他们的书法风采。欧阳修《集古录》载有《晋七贤帖》，云七子书迹世罕传，故录之”。
在绘画艺术方面，嵇康是竹林七贤中唯一擅长绘画且曾经有作品传世者。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载有嵇康《巢由洗耳图》和《狮子击象图》，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亦将嵇康归入“历代能画人名”之列。
结语
竹林七贤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理念，既是对动荡时局的无奈回应，也是对个人自由和精神解放的不懈追求。他们通过独特的言行和艺术创作，展现了魏晋士人的风骨与才华，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这种生活方式也有其局限性，过度的放纵和消极避世的态度，并非值得完全效仿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我们应该以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竹林七贤，既要欣赏他们的才华与风度，也要认识到其行为背后的无奈与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