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史 | 略谈井田制及其金融意义
周末读史 | 略谈井田制及其金融意义
导读
在当今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金融活动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金融的本质和运作原则并非现代文明的独有产物。早在几千年前，中华文明就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金融哲学与智慧，这些思想不仅影响了古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诸多启示。
《中国古代金融哲学和智慧漫谈》系列文章旨在挖掘中国古代金融活动背后的思想基础与实践方法。我们将穿越时空，回到周朝的井田制度、秦汉时期的货币统一、唐宋时期的飞钱与交子等金融创新，以及明清两代的钱庄与票号等机构，探寻这些古老智慧如何塑造了当时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秩序。
我们将尝试建立过去与现在的对话，思考这些古老的金融理念对于解决当代经济问题有何借鉴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够领略到先贤们的卓越智慧，还能激发我们对现代金融体系更深层次的认识与反思。经《金融博览》杂志授权，“IMI财经观察”特推出本系列文章，以飨读者。该系列共十二期，本文为第六期。
略谈井田制及其金融意义
古籍记载神农氏“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然而考古发现，中国农业的产生大大早于神农时期，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旧石器时期交替之际，在如今华北和华中地区产生了粟作农业和稻作农业。中国是围绕着农业的系统化运行而形成了社会组织并构建了文化体系，进而演化出了农耕文明。农耕文明中的农业生产，绝非刀耕火种式的粗放操作，也非一家一户可以单独进行的，而是逐渐包括土壤、观象、授时、选种、育苗、抗灾、求雨、水利内容的大生产协作。
农耕文明背景下的土地制度必然是国有的或者说由代表国家的帝王所有，而不得私有、不得买卖。《诗经》中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诗句；《尚书·梓材》也记有“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的章句，体现了君权天授的思想；《礼记·王制》中记有“田里不鬻”，证明了最初的土地制度是不允许土地买卖的。在这样一种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井田制作为当时的土地使用制度，对中国古代货币金融的运行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滕文公曾就井田制专门请教过孟子，孟子认为井田制是实行仁政的一个基本措施，其对井田制从道德基础到具体的操作都有过集中的阐述。首先，孟子从历史的角度总结了井田制由夏、商到周的传承与演变，“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十一也。”（《孟子·滕文公上》）其次，孟子对井田的具体操作机制也给出了大体的描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子·滕文公上》）《周礼》中的相关内容也可对其加以印证，《诗经·小雅》中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诗句。另外，在《公羊解诂·宣公十五年》《韩诗外传》《汉书·食货志》中都有对井田制较详细的描述，增加了休耕、轮作等内容，其基本内容大致相同。
根据上述史籍的记载，井田制起源于夏代。然而，《通典》中记载有黄帝制定井田制的事迹，“昔黄帝始经土设井以塞诤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於中。一则不洩地气，二则无费一家，三则同风俗，四则齐巧拙，五则通财货，六则存亡更守，七则出入相司，八则嫁娶相媒，九则无有相贷，十则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亲，生产可得而均，均则欺陵之路塞，亲则斗讼之心弭。既牧之於邑，故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夫始分之於井则地著，计之於州则数详。迄乎夏殷，不易其制。”（《通论·卷三》）《通典》中不仅介绍了井田制的形成，而且说明了其功能和意义。其中，“井开四道而分八宅”，而且“凿井於中”，可见，水井之“井”与井田之“井”是密切联系的，即一口水井代表着一块井田。同时，以八户之井为基层组织组成了不同层级的、更大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组织，其中，邑为井的上级组织，《周礼》中也有“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这种准生产共同体的组织内部联系必然紧密，适于社会管理。另外，“井”与“邑”两字都出现在《易经》井卦的卦辞中，如“改邑不改井”，说明卦辞形成时期井田制已经存在。笔者认为，《易经》与井田制最大的联系在于：井田的外在形式不就是一个九宫八卦吗！“禹设九州”推测也是按照八卦的图样、以天下为视域设立了一个井田格局。
再者，这样一个八家的小型社会组织内部容易形成和谐互助的合作气氛，如上文《通典》中提及的“同风俗、齐巧拙、通财货、存亡更守、出入相司嫁娶相媒、无有相贷、疾病相救”等，其结果是“情性可得而亲，生产可得而均”。《汉书·食货志》对井田制也有类似的描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韩诗外传》的描述则更为直接：“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可见，井田制所形成的社会组织内部关系和谐亲密，且大家同心协力，有利于生产的提高，经济意义也十分明显。这是微观层面的经济效率体现，那么，从宏观角度考察，整个社会实行以土地国有为核心内容的井田制，其原初设计是典型的两行结构，作为下行范畴的生产者直接面对上行结构——政府，而政府反过来协调、管理生产，维护社会秩序，提供社会服务，两行和谐之下的经济循环十分通畅，规模效应显著。私田是生产者的收益，公田意味着社会管理成本按“什税一”的比例征收，丰歉由天，而非固定税额，体现着政府与百姓盈亏共担的共同体精神。
而且，井田制具有平均土地使用权的潜在含义，在制度层面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从而也体现了均富的制度追求。这种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不存在两者之间的地主阶层，地主是土地私有化的产物，从某种角度看是横亘于政府和生产者之间的截留机制，阻碍了生产循环最大化、最优化的实现。总而言之，井田制是极富中国文化特色的土地制度，后世的均田制、颁田制等都是井田制基础上的版本升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土地制度也含有井田制的影子。
土地制度是最根本的经济制度，决定着财富分配的基本方式，因此，也就塑造着作为财富转移手段的金融体系的内涵与发展。井田制这种共同体式的土地制度，就必然匹配有共同体式的金融制度。
上述引文中的“通财货”“有无相贷”等描述易让人们联想起合作金融。合作金融必然发生在一定的组织范围之内，边界的有限性和不可逾越性是其重要特征，一定范围内的、互通有无式的借贷是其主要内容。井田制为此提供了天然的组织形态：相邻而居、共同劳动的生产小组。如果“有无相贷”确实存在，且其中存在货币借贷，那么说明合作金融于井田制时期就已经发生。至少，井田制是催生合作金融的温床。
从广义的角度考察，金融也可以理解为在一定范围内的甚至人类社会范畴内的货币资金的互通有无，因此，金融在理论上具有天然的合作含义。而以井田制为基层社会组织建立起来的中国传统社会，其金融必然带有浓重的合作色彩，是面对着华夏九州的“有无相贷”，尤其是中国的传统金融始终以政府为主导，更能站在上行的全局角度配置粮草盐铁、配置货币资金，而形成基于共同体经济模式基础上的共同体金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