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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中国哲学史上的独特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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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中国哲学史上的独特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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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是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它以《老子》《庄子》《周易》为经典,探讨本体论、认识论等哲学问题。这一思潮不仅影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塑造了魏晋时期独特的文化风貌。

魏晋玄学代表人物王弼

王弼(226-249),字辅嗣,曹魏山阳郡人(今山东巨野)。他虽然只活了二十三年,但留下了《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等重要著作。


王弼画像

王弼出身官宦世家,其曾外祖父是东汉“八俊”之一的刘表,祖父王凯是刘表的女婿,叔父王粲是“建安七子”之一。蔡邕赠送给王粲的大量书籍,对王弼的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弼年少时就展现出非凡的才智,与当时的名士辩论时,“当其所得,莫能夺也”。然而,他恃才傲物,高傲的性格导致他在政治上遭遇挫折。公元249年,曹爽被诛,王弼受牵连丢官,同年因患疠疾去世,年仅二十四岁。

王弼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他对《周易》和《老子》的注释上。他开创了玄学的新气象,其本体论和认识论中的新观点对后世中国思想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魏晋玄学代表人物嵇康

嵇康是魏国末期人,其祖先原姓奚,后改姓嵇。他幼年丧父,与母亲和哥哥相依为命。嵇康聪颖好学,喜爱读书和学习各种技艺。

嵇康曾担任中散大夫,平日里喜好炼丹、弹琴和吟诗。他推崇老子和庄子的思想,主张顺其自然的生活方式,并著有《养生论》阐述其养生之道。他经常上山采药炼丹,有时甚至在山上住下,被乡人视为“神仙”。

大将军司马昭欲招揽嵇康为官,但被嵇康严词拒绝。当好友吕安被诬告时,嵇康挺身而出为其求情,结果自己也被司马昭逮捕。行刑当日,三千太学生集体为嵇康求情,但未能改变其命运。嵇康之死,天下同悲,连司马昭也为此感到惋惜。

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

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正始玄学

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儒家思想开始动摇,今文经学和谶纬内容空虚荒诞,无法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在此背景下,“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

正始玄学以王弼、何晏为代表,他们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为“三玄”。王弼提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是世界的本体,“有”是本体“无”的表现。王、何等人通过“清谈”方式探讨哲学问题,使玄学蔚然成风。

竹林玄学

竹林玄学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他们崇尚自然,认为“自然”是宇宙本来的状态,是一个有规律的和谐统一整体。他们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对司马氏集团以名教掩饰腐败极为不满。

向秀则提出“自然与名教不相矛盾”,用“称情”“得性”解释“自然”,认为人的欲望与自然“不得相外”。在有无关系上,他承认有一个“不生不死”的生物之本作为万有生生化化的根据,成为玄学发展中从贵无向崇有过渡的中间环节。

西晋玄学

西晋玄学以裴頠、郭象为代表。这一时期,玄学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由贵无派发展到极端,使一些名士走向放浪形骸的放达;二是沿着向秀的思想发展为裴頠、郭象的崇有论哲学。

裴頠作《崇有论》,批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气,重新肯定名教的作用。郭象进一步发展了崇有思想,提出“无不能生有”“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等新命题,并在万物“自生”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化”的概念,把崇有论推向极端。

东晋玄学

东晋玄学以张湛、韩伯、陶渊明、袁宏为代表。这一时期,司马氏政权南迁,社会矛盾尖锐复杂,齐生死、解脱逍遥的问题成为玄学的中心内容。

张湛注《列子》,综合崇有、贵无学说,把世界和人生说成是瞬息万变、稍纵即逝、虚伪无常的,主张纵欲主义,从而把玄学引入了绝境。这反映了门阀士族的没落。东晋以后,玄佛合流,般若学各宗都以玄学语言解释佛经,中国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魏晋玄学的主要经典

魏晋玄学主要经典是“三玄”,即《周易》《老子》和《庄子》。清谈的主要内容和很多哲学问题都源自此“三玄”。

《周易》

《周易》原为一本占卜的书,是儒家的经典,但涉及宇宙万事万物变化的问题,哲学性很强,容易和道家思想沟通。经过两汉和黄老思想合流的发展,在魏晋时得到非常高的重视。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等是其代表作。

《老子》

《老子》是道家最根本的经典,魏晋玄学家对它的重视,可说与《周易》相等。王弼的《老子注》及《老子指略》是注释《老子》方面的代表,主要在于他“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本体论结构的模式来解释“有”及“无”两者的关系。

《庄子》

《庄子》在魏晋玄学的地位,早期不如《周易》及《老子》,西晋末渐高,南渡以后则凌驾《周易》及《老子》之上。《庄子》的盛行,不单使玄学讨论的内容更为丰富,而且玄学的讨论方式亦增添色彩。郭象注中所表现的道家思想,最重要是“冥圆融论”。

结语

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脉络,它以“玄”为探索万物根源、本体等层次的观念。魏晋人又将之称为“名理”之学,详加分析事物观念,考究“形名”“言意”等论题。这一思潮不仅影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塑造了魏晋时期独特的文化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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