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级研究者名单出炉，三位学者在各自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级研究者名单出炉，三位学者在各自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级别的三位研究者名单已经揭晓，他们分别是普林斯顿大学的Janet Currie教授、剑桥大学的Partha Dasgupta教授以及国际金融公司的Paolo Mauro教授。这三位学者在各自的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不仅改变了人类知识的边界，也推动了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发展。

诺贝尔奖得主候选人的评选标准

诺贝尔奖得主候选人的评选过程始于对Web of Scienc中被频繁引用的论文的检查，这些论文通常发表于1970年至今。我们的重点放在了20到30年前发表的论文上。这个时间窗口在诺贝尔奖预测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因为通常只有在历史已经显示了特定研究贡献具有持久而重要的影响后，才会被授予诺贝尔奖。

在Web of Science自1970年以来索引的大约5800万篇论文（包括文章和论文集）中，只有大约8700篇被引用了2000次或更多次（占总数的0.01%）。这是大多数生理学、医学、物理学或化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其一篇或多篇论文中获得的关注水平。对于经济学，门槛大约是1000次引用。

除了考虑引用次数之外，我们的选择过程还会考虑高被引用论文的作者是否是最初的发现者，或者是延续了先驱工作的研究者——在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选择中，具有先驱精神的研究者会得到优先考虑。我们还会检查研究人员是否获得了国际或国家奖项，这可能会为我们的选择提供支持和强化。

此外，我们还会设想所识别的成就是否会在过去的评选历史中得到认可，因为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对某些类型的发现有一定的“品味”，比如那些颠覆了长期存在的学科范式的发现。

最后，我们会审视近年来的诺贝尔奖，并评估所识别的主题在未来几年内是否可能受到关注。尽管我们不会预测特定年份的诺贝尔奖主题或研究者，但我们会尽量提前预测近期的奖项方向。

总之，这份Citation Laureate名单是诺贝尔奖级别的经济学研究者，也是最热门的诺奖获得者人选。2024年诺贝尔奖级别的经济学研究者共包括3位经济学家（2位美国，1位印度裔英国）。这些名字根本无需介绍，毕竟它们在文献和教科书中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存在。

Janet Currie：儿童发展领域的开创性研究

Currie教授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她对贫困问题以及政府反贫困政策对儿童成长过程中健康和福祉影响的深入研究。她撰写了多篇论文，涉及早期干预计划、Medicaid计划的扩展、公共住房政策以及食品与营养援助项目。自20世纪90年代初，Currie教授便成为首批从儿童视角评估这些政策效果的经济学家之一。

在与Duncan Thomas和Eliana Garces合作的研究中，Currie教授发现，参与“Head Start”这一公立学前教育项目的儿童，在学业成绩和长期发展上，相较于他们的兄弟姐妹有显著的提升。此外，她与Jonathan Gruber的合作研究也表明，扩大对低收入妇女和儿童的公共健康保险覆盖，不仅提高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还有效降低了婴儿死亡率。

Currie教授在《福利与儿童福祉》和《无形的安全网》两本著作中，系统回顾了关于美国儿童安全网政策效果的研究。最近，她提倡将现金转移支付与其他社会安全网项目相结合，认为这种综合措施对于帮助家庭摆脱贫困具有显著效果。

此外，Currie教授还深入探讨了影响胎儿和儿童健康的多种社会经济因素，包括医疗保健、儿童虐待、营养状况、环境污染以及母亲的教育水平等。她的研究揭示了EZ-Pass系统在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实施对改善婴儿健康状况的积极影响，这一发现受到了广泛关注。在2011年美国经济学会的Ely讲座中，Currie教授总结了她关于胎儿暴露于环境污染及其不平等后果的研究。

Currie教授与Anna Aizer和Hannes Schwandt的合作研究发现，美国儿童死亡率的不平等正在减少，而成人死亡率的不平等却在增加。她认为，儿童死亡率的降低得益于安全网项目的保护作用。在医疗保健领域，Currie教授的研究重点在于医生行为的差异，这是影响儿童和成人接受护理的关键因素之一。她的儿童心理健康研究指出，心理健康问题比许多常见的儿童期身体健康问题更能预测未来的结果，且儿童的心理健康受到早期生活经历的显著影响。

总体来看，Currie教授的研究成果表明，儿童早期阶段（包括胎儿期）对于其生产能力的发展极为关键，而针对早期儿童的干预项目在改善儿童的不利条件方面尤为有效。这项研究与她早期在公共部门集体谈判领域的工作形成了鲜明对比。

Partha Dasgupta：将自然及其资源融入人类经济的贡献

Dasgupta教授的研究兴趣广泛，包括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技术变革经济学、人口学、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社会资本、博弈论、生态经济学以及营养不良经济学等多个领域。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应用理论，但往往具有很高的数学成分，且多数论文是与他人合作完成的。他的合作者阵容星光熠熠，包括Kenneth Arrow, Scott Barrett, Ken Binmore, Aisha Dasgupta, Paul David, Paul Ehrlich, Lawrence Goulder, Sanjeev Goyal, Peter Hammond, Geoffrey Heal, Simon Levin, Stephen Marglin, Eric Maskin, Peter Raven, Debraj Ray, Amartya Sen, and Joseph Stiglitz.等知名学者。

Dasgupta教授与已故的Karl-Goran Maler教授长期合作，共同提出了“包容性财富”这一创新概念，作为衡量人类福祉的新指标。在麦克阿瑟基金会的支持下，他们共同推动了南亚发展与环境经济学网络（SANDEE）在加德满都的建立。自1999年起，SANDEE每年为来自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年轻经济学家提供生态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坊。此外，他们还协助创办了《环境与发展经济学》期刊（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在西方学术界发表原创研究成果的平台。

尽管Dasgupta教授的研究涉猎广泛，但他始终专注于生态经济学这一核心领域。早在他的博士论文时期，他就已经开始探讨在生物圈限制下经济增长中的最优人口和储蓄问题。1982年，他的专著《资源的控制》为人口、消费与自然环境相互交织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在随后的一系列期刊文章和书籍中不断深化这一议题。

2019年，Dasgupta教授领导编写了英国政府委托的《生物多样性经济学》报告，该报告在2021年2月以《Dasgupta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评审》的名义正式发表。报告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开发一种新的衡量体系，用以计算自然界中的资本——即经济学家所说的“自然资本”，这有助于评估投资项目和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然而，正如Dasgupta教授在报告序言中所指出的，这份评审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实际上是对当代增长与发展经济学以及贫困经济学的一次重大重构。评审强调了人类经济与自然世界的紧密联系，而非将其视为独立于自然之外的实体，并深入探讨了这种视角转变所带来的广泛影响。

Paolo Mauro：腐败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Paolo Mauro教授在2014年12月至2016年8月期间担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在加入该研究所之前，Mauro教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度过了20年的职业生涯，期间担任了多个关键部门的领导职务，包括研究部、财政事务部和非洲部。

Mauro教授目前的研究聚焦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财政政策与增长问题。他在众多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文章，内容涵盖了腐败、主权债券的设计和定价、财政调整以及宏观经济学的重新思考等多个领域。这些文章被发表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th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the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and the Review of Finance.等知名期刊上。

Mauro教授是《新兴市场与金融全球化》（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的合著者，同时也是《逐步减少公共债务》（Wiley，2011年）的主要作者。目前，他担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凯瑞商学院的访问教授，并兼任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副编辑。

Mauro教授在1994年于哈佛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1989年以一等荣誉学位从牛津大学获得了政治、哲学与经济学学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