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中国近代史学的奠基者

傅斯年：中国近代史学的奠基者

2024年2月26日，殷墟博物馆新馆面向公众开放，这座占地2.2万平方米的新馆展出了近4000件（套）珍贵文物，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的文物是首次亮相。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发源地，殷墟见证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位关键人物——傅斯年。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担任所长。他将殷墟选定为首个发掘地点，这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正式起步。傅斯年提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考古理念，强调实地考察和科学发掘的重要性。

殷墟的发掘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1936年6月，考古队员发现了著名的YH127甲骨坑，这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中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共出土了1.7万片龟甲，包括300版完整龟甲。这一发现不仅为甲骨文和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更开创了“实验室考古”的先河。考古队员们将整个甲骨坑整体打包，运至南京进行室内发掘，这一创新性的做法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傅斯年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另一大贡献是提出了“史学即史料学”的理论。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阐述了这一理念，强调“一份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这一理论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推动了史学的现代化进程。

傅斯年主张史学研究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重视实物证据和科学方法。他提倡“动手动脚找东西”，鼓励学者亲自参与考古发掘，获取第一手资料。这种重视实证的研究方法，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傅斯年在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多项开创性成果。他最重要的著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虽然未完成，但其中的章节如《夷夏东西说》、《姜原》等都展现了其卓越的学术见解。他提出了中国上古东西两大族群对峙发展的理论，认为“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

傅斯年善于将文字资料与考古资料相结合，他的研究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在研究中国古代礼乐文化时，他通过对比周人和殷遗民的礼乐发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还对驳斥日本侵略者关于东北领土的谬论起到了重要作用。

傅斯年被誉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奠基人，他的贡献在于将西方科学方法引入中国史学研究，推动了史学的现代化转型。通过殷墟发掘和“史学即史料学”的理论，他为中国史学开辟了新天地。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至今仍被学界奉为圭臬，他的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学术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