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机接口技术如何重塑人类交流？
脑机接口技术如何重塑人类交流？
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们不断地在打破机器和人之间的差异界限。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突破，更是对人类语言、个体自我认知、社会和伦理的深刻挑战。我们需要在这一变革中寻找新的理解方式，确保技术的发展能够促进人类的整体福祉。
在脑机接口技术诞生之前，人类主要依靠语言进行沟通和交往。语言不仅是我们理解彼此、理解自然和世界的工具，也是我们理解自我的重要手段。然而，一旦进入脑机接口时代，随着技术的发展，语言沟通的比例将逐渐减少，甚至出现逆转——脑机接口设备可以通过大脑皮层的神经元活动，直接侦测并传输我们思考的问题和情感，将其以数字信号的形式输入到另一个大脑中。这些信号通过生物电和物理电的形式，传递悲欢离合、快感和欲望等情感和感官体验，而不再依赖语言表达。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脑机接口技术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沟通方式？
主体性的黑箱
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对大脑工作方式的探索日益深入，能够捕捉与特定欲望和情感相关的神经活动模式。然而，即便在这些先进技术的辅助下，大脑仍保有一定程度的神秘性。这种神秘性源于技术本身的局限，也源于人类意识的复杂本质。
在探讨技术如何重塑人际交流的边界时，我们必须关注它对个体内心“核心黑箱”的影响。所谓“核心黑箱”，指的是大脑中那些即使在高度发达的脑机接口时代也难以完全揭示或理解的部分，它们构成了我们独特个性的基石。
这种不可侵犯的内心空间，在脑机接口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是我们对个体主体性的一种根本需求，也是理解主体性的关键概念。它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如何进步，人类的内在世界总有一些部分是属于自己的，是不可被外部力量完全掌握或预测的。这种认识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自我与技术的关系，以及如何在不断演变的技术环境中保持我们的主体性和个体独特性。
进入脑机接口时代，主体性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但随着交往方式的变革，主体性的定义和内涵也将随之改变。当我们试图摆脱技术的束缚时，我们能否真正找回那个未受技术影响的、原始的自我？这涉及一个核心问题：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我们的大脑作为生理实体仍然保持着某种形式的“主体性”。但这个通过技术保存下来的主体性与我们现在理解的自我截然不同。主体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可以是自然的、本真的、历史的，也可以是社会交往的产物。然而，从语言叙事的角度来看，主体性更多是一种通过语言构建的现实。以《三体》中的情境为例，人类能够战胜三体文明，关键在于我们拥有主体性黑箱。该黑箱能够对抗透明性暴力，转而依然使用复杂的语言符号进行叙事和思考。显然，语言不仅是我们交流的工具，也是构建和维护个体主体性及隐私的重要保障。也就是说，三体文明中的“我就是我们”，体现了一种完全透明的交流方式，没有谎言和隐私。与之相对，人类拥有语言编织的不透明信息体，我们利用这种信息体暗藏谎言，从而在与三体人的对抗中取得了胜利。
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进步，我们可能接近一种沟通无障碍的境地。然而，这种无缝连接也带来了风险，仿佛我们的大脑随时可能被注入外来的思想或信息，这些思想或信息往往会被误认为是我们自己的观点。这种情况突显了一个深刻的担忧：如果我们的思想和观点不再纯粹是自己的，那么我们是否丧失了真正的主体性？《阿凡达》系列的最新作品描绘了一种通过神树实现的连接方式，这棵树连接了星球上所有的动物和人类。通过神树，他们会进入一种迷醉状态，能够直接感知鲸鱼图鲲的思绪和它所经历的痛苦。同样，当人们通过脑机接口连接时，也会进入一种迷狂或醉酒的状态，这可能会削弱我们运用语言的交往理性空间，但是可以激发彼此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神交状态。不过，就像阿凡达可以从神树上脱离一样，连线大脑的通灵状态并不是完全不可逆转的，人们仍然能够凭借自我意识，将自己和机器断开，从这种迷醉状态中恢复过来。
可见，尽管脑机接口技术可能使沟通变得更加透明，但在脑机接口时代，人类的主体性仍然会得到保留。而语言作为人类交流的基础，也不会消失。因为如果失去了语言，人类可能会失去个体的独特性和隐私，陷入“透明性恐惧”。
脑机何以能交流
最近推出的GPT-4o，不仅反应速度快，而且思维严谨，在与它语音交流的时候，我们基本感觉不到它是机器人。这种可交流性不能不让我们思考其通过算力、巨大的参数产生出语言符号的背后机制。这种机制与人类语言的生产机制究竟有多大的不同？
起初，结构主义语言学为我们提供了对语言生成的基本理解。然而，随着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学理论的提出，我们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乔姆斯基认为，人类大脑中存在一种固有的规则系统，这套系统允许不同语言通过规则性转换来实现互通。这一理念不仅革新了我们对语言的理解，而且为早期机器翻译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机器翻译通过模拟这些内在规则，旨在打破不同语言之间的界限，实现跨语言的交流与理解。
然而，在机器翻译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逐渐遇到了瓶颈，因为不同的语言转换规则难以相互兼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认知语义学应运而生。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人类在语言沟通时，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概率预测，通过大量的参数构建起概念网络，并计算这些概念之间的相关性来生成和理解语言。我们能够理解并预测对方的语言，是因为我们的大脑能够识别和利用这些相关性概率。例如，当提到“餐桌”和“厨房”时，我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吃饭”。这种交流方式与人工智能的语言生成过程类似，都是基于大量语言参数的相关性来预测和匹配话语，实现有效交流。
因此，从这个视角来看，人工智能的语言生成与人类语言生成的原理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人工智能利用参数和相关性来生成语言，这与我们大脑中的语言生成和理解机制在本质上是相似的。
另外，人工智能和人类语言生成机制还存在三个层面的相似性。第一，二元信号层。计算机采用0和1作为基本的编码单位，这是因为计算机的物理装置通过断电和连电来表示信息，类似围棋的黑白子和八卦的长短爻。在人类大脑中，神经突触之间的抑制与放电也可以看作一种0、1的二元状态。尽管我们尚未完全理解大脑如何将这种二元状态转化为语言，但这种底层的物理机制与计算机的工作原理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第二，编码语言层。计算机通过编程语言来组织和执行任务。这些编程语言是在0和1组合基础上涌现而出的，类似围棋的游戏规则，它们定义了计算机如何操作数据和执行命令。类似地，虽然人类的语言不是由0和1直接构成，但大脑中神经突触的激活和抑制模式可以被类比为编程语言中的指令集，其运行规则和结构逻辑形成了我们的逻辑思维和语言系统。第三，知识结构层。在计算机中，编程语言之上是各种知识库和算法模型，类似于围棋的棋谱，它们构成了计算机处理问题和生成思想的基础。同样，人类大脑中的知识结构是通过学习和经验积累形成的，这些知识结构由语言符号构成。
最后，通常认为人类通过感知所指来生成能指。而人工智能由于缺乏真正的理解、认知、感觉和体验，它在语言输出上表现出一种能指的联缀，而缺乏对所指含义的深刻理解。但若我们深入反思人类的理解过程，可能会发现人类的认知实际上也是以能指为先的。从出生开始，我们就被一个庞大的语言符号系统所包围、所影响，每个人根据已有能指系统来感知世界。例如，语言相对论指出，不同的语言系统对颜色的分类和命名存在差异，这影响了我们对颜色的感知。中文将颜色分为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而某些非洲少数民族的语言可能没有这么多颜色的分类，这导致中国人和非洲人对同一事物的颜色感知不同。这种由能指先行所决定的感知和交流模式，实际上揭示了人类与人工智能在语言生成上的相似之处。因此，尽管硅基生物缺乏碳基生物的肉身，但在能指的使用和语言的输出上，两者的交流模式并无根本的不同，而这也构成了脑机共用同一套语言系统进行交流的基础。
连线大脑的数字交往
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我们进入了一种全新的沟通方式——数字交往。这一过程开始于大脑中的神经突触放电，这些生物电信号随后被编码成语言，形成信息体。然后，这些信息体被机器解码，转化为物理电信号，进而转换成0和1的数字代码，被机器理解，再重新形成编程程序。最终，这些程序构建起数据模型，生成了数字人。而数字人的存在，如《头号玩家》中所描绘的，即使肉体消亡，它们也能在虚拟世界中生存，拥有自己的主体性，彼此交往。它们甚至能够体验情感，如恋爱等。
这种数字人的永生，对存在主义观念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认为，人类存在的意义是向死而生的。然而，在永生的背景下，数字人将无法理解“向死而生”。也就是说，数字人的元宇宙交往可能引发连线大脑交往方式的根本变革，因为这种变革不仅限于沟通形式，更触及我们对自我存在意义和社会结构的理解。比如，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提出，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传统的婚姻观念和社会伦理制度可能面临重构。例如，如果人类能够活到500岁或者永生，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可能不再适用，多配偶制或不同生活阶段的伴侣关系可能会成为新的常态。再比如，当脑机接口技术能够探测我们的欲望和思想时，保护个人隐私变得尤为重要。人们可能会发展出新的机制来抵御对隐私的侵犯，包括撒谎。这种变化可能会导致社会对撒谎的接受度和看法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总之，我们不断地去打破机器和人之间的差异界限。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突破，更是对人类语言、个体自我认知、社会和伦理的深刻挑战。我们需要在这一变革中寻找新的理解方式，确保技术的发展能够促进人类的整体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