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苦难与可耻的歌唱
文学中的苦难与可耻的歌唱
韩愈曾经说过：“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有了这样的创作原则，很多作家都会写苦难，而不会写欢乐。古希腊人也有同样的感触，认为悲剧比喜剧给人的震撼力更为持久。悲剧作家往往会增多，悲剧作品也会增多，喜剧作品却并不是太多。甚至一些人认为喜剧比较浅薄，而悲剧比较深刻。仅仅如此也就罢了，文学中描写苦难的作品非常多。但把苦难变为可耻的歌唱，就有一些自恋的意思，甚至为求安全而媚上，也就失去了主体精神。
文学作品中不乏苦难，很多作家都着重写这方面的内容。甚至很多作家一提笔就要写过去苦难的生活。不是写旧社会吃不上喝不上的年月，就是写文革时期的批斗，要不就是写八十年代的纯真爱情，却往往写成悲剧。他们在写过去苦难生活的时候，总是凭借回忆对内容进行一定的加工，进行改编，甚至产生了意义方面的畸变。如果说“五四”运动以后，一些文坛上的老将写苦难的生活，还可以寻找造成苦难生活的根源，那么后来的新生代作家写苦难，就有一些矫揉造作。无论是鲁迅还是柔石，抑或是老舍，都写过苦难。不管是用讽刺的笔法来写，还是用纯粹现实主义文学的笔法来写，都写出了苦难的深刻意义，也写出了造成苦难的社会根源。阿Q、为奴隶的母亲、骆驼祥子等等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苦难，作家从他们身上展现出了造成苦难的根本原因，形成了批判的锋芒，也符合文学传统的怨刺功能。可是，到了现在，很多作家仍然写苦难，却没有把苦难写得很深刻，而是对苦难进行加工，把苦难变成了美好的回忆。虽然有一种心理原因，有一种社会规范的原因，这样写也比较安全，但对苦难进行了变形，就会让苦难变成了当然的东西，而失去了追寻造成苦难原因的勇气，甚至失去了批判的意义。
按当代作家的理解，过去的苦难已经成为历史，而且是不可改变的，对于造成苦难的原因又不能深究，如果深究就很可能让作品过不了审核那一关，连发表都成问题，就更别提让读者读到了。为了安全起见，就要对苦难进行改变，对苦难唱赞歌，把苦难变成磨炼个性的一种最好的工具，甚至赞美苦难，从而失去了追寻苦难源头的意义。作家可以怀旧，但怀旧的同时要深刻地理解社会发展状况，理解造成困难的原因，而不能以丑为美，不能以苦难为歌颂的对象。但是一些作家认为写苦难容易给人们造成很深的影响，尤其是写成人生的大悲剧，对人的影响很大。看看古典小说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无论是《水浒传》还是《红楼梦》，无论是《儒林外史》还是《聊斋志异》，都有很强烈的悲剧意义。无论是群体的悲剧还是个人的悲剧，都展现了困难的意义，也都揭示了产生悲剧的根源。于是他们就要写悲剧，而且要把过去很多悲惨的事写成具有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悲剧，看似胡编乱造，看似胡乱书写，却有一定的规律，让读者去琢磨，甚至可以轻松过了审核关，也就变得比较安全了。但对于苦难来说，却是不公平的，没有揭示造成苦难的真正原因，而是戏笔为之，让读者自己去理解。那么，作家的责任和担当又在哪里呢？
俗话说：“作家是社会的良心。”倘若这种良心坏了，那么作家写的作品也就具有了很大的歧义，给读者造成误解误读了。作家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应该准确还原过去的苦难，并对苦难进行追踪，揭示造成苦难的真正原因，而不能有太多的虚构，也不能胡乱引用外国的创作方法，把苦难轻描淡写地写一遍，却往往失去了批判的精神。仅仅如此也就罢了，可是作家的这种写作已经形成了可耻的歌唱，在歌唱强权造成的苦难，歌唱资本造成的苦难，歌唱人性的泛滥造成的苦难，却没有追根溯源，没有批判根源性的东西。那么这样的作品增多以后，人们就会认为以前的苦难是当然的，而且富有诗意，甚至要向往那些物质条件不发达的年代，想要变成那个年代的人。其实真让他们变成那个年代的人，他们就知道，回忆会欺骗人，作家可耻的歌唱也会欺骗人。
文学不仅要写苦难，还要写欢愉的事。即便欢愉的事难写，也仍然要写，君不见现在的喜剧大行其道。根据喜剧改编成的电影票房非常高，而悲剧却被冷落，甚至很多年轻人都不喜欢看悲剧了。这种现象并不正常，因为年轻人看喜剧只是找个乐子，而喜剧却并没有揭示空难的根源。并不是说当代社会没有苦难，而是在权力和资本的控制之下，人们受剥削、受压迫更严重了，苦难更深了。只是大量的喜剧出现，掩盖了这种苦难。甚至很多作家追随市场效应，已经完全失去了写作苦难的能力。他们只是在文学作品中进行可耻的歌唱，而且要歌唱苦难，歌唱美好的生活，只能算是一种偏颇的写法，甚至已经和文学的批判精神背道而驰，也就不值得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