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的童年秘辛：从成方街到铁狮子胡同
王小波的童年秘辛：从成方街到铁狮子胡同
1952年5月13日，王小波出生在北京复兴门内成方街的一家医院。他的父亲王方明是四川渠县人，一位军队出身的逻辑学教授；母亲宋华是山东牟平人。小波在家中的男孩儿里，排行第二，这可能也是他很多作品的男主人公都叫“王二”的原因。
在王小波出生的前一年，政府发起了“三反”运动，正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的王方名被莫名其妙划为“阶级异己分子”，遭到了批判。王方名觉得这只是他坎坷一生中一个小小的波折，于是给刚出生的次子取名“小波”。
童年时期的王小波身体瘦弱，发育不良，家里人给他起了个小名“傻波子”。他经常一个人发愣，露出一副痴呆的表情。但他的哥哥一直为他打抱不平，说那不是傻，是“大智若愚”，还声称他体内有一颗“艺术的内丹”。
兄弟俩都热爱阅读，然而经过之前的风波，他们的父亲将许多书籍都锁进了柜子里。兄弟俩时常趁着父亲不在家，捅开那个柜子，偷书出来看。有时事后被父亲发现，便是一顿打。他们就这样看了许多书，莎士比亚的戏剧、但丁的《神曲》、奥维德的《变形记》等等……王小波对文学的热爱在这段时期初现端倪。
1969年，正值特殊时期，政治格局越来越紧张，无数知识青年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王小波的许多同学都下了乡，他深思熟虑后，对父母说：“我想去插队。”父母虽然不舍，但还是同意了他的决定，于是那一年5月15日，他离开北京，登上了开往云南的列车。
11日的长途跋涉后，包括王小波在内的22位知青们终于来到了云南德宏州陇川县。他们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团报到，心中还充斥着新鲜感，却被革委会主任劈头盖脸一顿教训，告诫他们来这里不是享福的，而是为了洗心革面早日成为护国卫家的好战士。军营的原身是一座农场，22位知青们报完到收拾好行李后，便开始了辛苦劳作的生活。他们日复一日地耕田，插秧，砍柴，放牛，书卷气的脸庞渐渐变得沧桑。
王小波这般操劳了几个月，便有些受不住了，他开始三天两头地装病，感冒、发烧、腰疼、头痛，一个月下来能休息七八天。他用这些闲暇时间看书，只觉得唯有沉浸在书中的世界才能给自己片刻的解脱。思乡的情绪越来越浓烈，王小波终日浑浑噩噩、茶饭不思，免疫力逐渐下降，最终罹患急性肝炎被送进了医院，等出院时，人已经被耗得几乎只剩下骨头。但他说：“比疾病和死亡更可怕的是，在寂寞中枯坐的经历。”暗指这段下乡经历摧残了他的身心。
1973年，下乡插队任务完成后，王小波回到了北京，在牛街教学仪器厂做了一名工人，并开始撰写小说。1977年，《光明日报》做编辑的李银河读过王小波写的《绿毛水怪》，被其中的文字感动，很想见一见这本书的作者，谁知见到后，却发现王小波并不不如自己料象中那般英俊潇洒，反而长相丑陋，邋里邋遢的。可王小波却对她一见倾心，随后展开了极其猛烈的攻势，情书一封接着一封，里头的情话都是不见重样的。
1978年恢复高考，王小波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1980年1月21日，王小波和李银河结婚。两年后王小波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并留校职教。1984年，李银河公派到美国留学，王小波自费陪同，在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师从史学家许倬云。在此期间，他完成了《红拂夜奔》、《黄金时代》等重要作品的架构及初稿。
1988年，二人回国。李银河入北京大学社会研究所读博士后，王小波继续到大学当讲师。1992年，王小波下定决心辞去工作，心无旁骛地写作。所有人都劝他不要犯傻，唯有李银河支持他。后来，王小波将《黄金年代》投稿到诸多出版社，却都被退了回来，理由出奇地一致——“小说很精彩，但现在不敢发。”当时中国人的思想是很保守的，而他的小说里有很多对于性的描写，不适合出版。直到1994年，华夏出版社的部门主任赵洁读到了这本《黄金时代》，为其描绘的恢宏故事感到震撼。几日后，她趁着总编辑外出公办的间隙，自作主张让《黄金时代》过审，正式出版了。等到总编辑回来，发现这件事，当即大怒，严厉地批评了赵洁，并要求她承担所有后果。《黄金年代》因为“涉黄”，无法有正规的销售渠道。赵洁只好拉着王小波，每天推着自行车，后座放着几捆书，到书摊、图书批发市场去推销。然而卖了三年，直到王小波辞世，书还没有卖完。
1997年，王小波独自在郊外一所小房子里写作，却心脏病猝发，突然辞世，年仅45岁。李银河听到这个消息瞬间虚脱，那张“泛着微笑的丑脸”她将再也看不到了。在王小波死后，他另类、超前的思想逐渐被广罗大众接受，所著的杂文、小说、信件，篇篇珠玑，字字珠圆玉润，成为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心灵导师。他的文字，就像他的人一样，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